别神话张艺谋！

　　老谋子似乎永远都是一张消瘦的脸皮下透着面无表情和冰冷。他不是科班出身，却又导又演，拿了奖，舆论总是褒贬参半。他时常被比较，成为中国导演中最受争议的一个，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私生活。他有太多的身份，人们有意无意便将他神化，仿佛他早已远离实实在在的生活，化身为一个符号。

　　最近，“超生”事件让导演张艺谋再次陷入舆论漩涡。但作为当事人的张艺谋却一如既往，根本不将此事放在心上。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张艺谋不置可否。有些人也在怀疑，这说不定是为了下一次的炒作铺垫。但无论如何，事件的不断升温说明了张艺谋还始终活在中国媒体的风口浪尖，从某种程度来说，也证明了张艺谋存在一种难以替代的市场价值。

　　“工具化”意识

　　“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在一次访谈聊天中，张艺谋带着一丝笑意强调。在一部分追求形而上的人眼中，“工具化”多少有点儿恶俗，带着浓重的金钱味。这种“俗”似乎也做实了张艺谋“一天是农民，一辈子是农民”的基本调性。但他依然反复提及“工具化”这三个字，并骄傲地称：“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

　　当张艺谋陶醉于“价值感”时，又难免被一些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指戳道：“挣钱就说挣钱，给自己戴高帽就免了吧。”面对这些仙风道骨的有识之士，老谋子只是嘿嘿一乐，也懒得去争。没有在社会底层挣扎的人，恐怕永远不能理解张艺谋所谓的“工具化”和“价值感”中的那种无奈和挣扎。

　　张艺谋上小学时还是个好学生，大队长中队长地当着。上初中后发现天翻过来了，原来调皮捣蛋的学生成了造反派。由于张艺谋失踪的二伯被红卫兵认定为特务，在台湾的大伯又是国民党军官，出身不好的他红卫兵也当不上，成天生活在恐惧中。

　　那时候大家眼中的张艺谋爱画画，虽然没受过什么正规的美术训练，但大字报、大专栏、黑板报，蜡笔写的美术字都会弄。他感慨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学这些特别快，倒不是因为天赋，而是因为恐惧。”因为那时候如果出身不好，就只有一条路可以不被红卫兵打，那就是做一名文艺骨干。

　　为了少挨打，他开始有意识地练字，别人写的大字报，他来抄。他的拿手绝活是拿放大尺画巨幅主席像，拿拖把蘸着颜料写超大标语：打倒某某某。颜料有时流下来，血淋淋，悍然可惧。

　　自那时起，张艺谋就有了一个概念，只要你对一些人有用，他们就不会把你踩在脚下、赶尽杀绝。他回忆说：“一个感觉是充实，一个感觉是被承认，边缘人物，终于像颗螺丝钉了。”公允地说，通过“工具化”让自己多些生存空隙是一直以来张艺谋都在做的事儿。和职场中打拼的白领一样，他一直在市场通过不断自我提升来找寻后路。

　　合作精神

　　指导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张艺谋已经牛到可以调配中国顶尖的资源。那时的张艺谋似乎已成为了“不求人”的典型代表，不论是电影投资方、地方旅游局还是政府机关都愿意“上赶着”请张艺谋拍些什么。作为当事人的张艺谋无疑又被大众舆论神话了一把。不然，也不会有张伟平和张艺谋联手的这一段商界奇缘了。在“工具化”解决了张艺谋的“价值感”忧虑之后，他意识到，要追求发展不能单枪匹马，只有不断和不同领域的人合作，才可能越走越远。

　　1985年张艺谋力排众议接下了吴天明导演的《老井》这部戏中孙旺泉的角色。《老井》是个老故事，但吴天明也弄出了一些新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近乎赤裸的性爱场面。在那个相对保守的时代，这不是一件小事，更何况是已经娶妻生子的张艺谋。我们很难猜测当时张艺谋是怎样的心情。在张艺谋克服了巨大心理压力之后，这部影片也让张艺谋捧走了1988年金鸡、百花的两大最佳男主角奖杯。这让张艺谋第一次玩票就捧走了多少资深演员都梦寐以求的奖杯。

　　在此之后，张艺谋一路在演艺圈打拼，先后尝试不同的合作模式。其中息影三年筹备奥运开幕式，与好莱坞知名影星《蝙蝠侠》的主演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最为具有代表性。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张艺谋和他的团队为之工作了3年。他感叹说：“我都是每天凌晨两三点结束完工作，回家睡到八九点，吃点东西就出门到单位工作了。”在那三年里，张艺谋不是没想过退出，可最终都坚持了下来。其他导演也不是没想过加入，可是想到利益背后的风险时，大部分人便退缩了。开幕式拍好了，都高兴；如果拍不好，恐怕翻身就难了。

　　开幕式之后，张艺谋顺利从各地政府部门和旅游局结下了“印象”系列。此系列已经成为目前张艺谋旱涝保收的拍摄项目之一。

　　而张艺谋与克里斯蒂安·贝尔的合作是他与好莱坞始终保持着紧密而又微妙的关系的最佳佐证。“中美合作”始终都是中国导演寻求突破的必经之路，但张艺谋始终走得很小心。《金陵十三钗》的愉快经历，让老谋子通过克里斯蒂安贝尔对好莱坞有了更具象化的认识。近日，张艺谋的新东家又传出了他欲与好莱坞知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合作的消息。

　　大娱乐家

　　有歌词写道：“不够爆炸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在商言商。张艺谋从来都是一个会做话题的人，他的话题便是“不在骂声中爆发，便在骂声中灭亡”。最典型的便是《英雄》在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时，张艺谋的愤怒。

　　会上一位记者在发问时表现出极大的挑衅和对主创人员的不屑。第二天，报纸上大大地登着《张艺谋终于怒了》：“如果这只是我的一部电影，就是大家把我骂死，我也不会反驳。在那么多中国电影精英和几百海外媒体面前，那种不屑，那种要灭你、要砸你、要收拾你、要踩你、要臭你的敌意。我因此觉得很难过、很对不起这些演员，对不起他们的心。”之后张艺谋似乎迅速收回了火气，自我反省：“其实不用怒，我可能也有点小题大做了。”

　　“小题大做”不是一种“行为艺术”？谁又能说这次“小题大做”没有为《英雄》的票房加上一把干柴。

　　其实张艺谋玩儿话题的艺术早在《红高粱》时就已经出现端倪，90分钟的电影，他自己完整地唱了三首歌，跳了两段舞，其中两首歌红遍全国。“有人说我拍商业电影是堕落，也许从这里，就应该看出我堕落的源头，”张艺谋调侃道，“我本能地觉得应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带有强烈的娱乐元素，我就觉得这样做电影好看。”

　　“皱着眉头思考的导演已经很多了，而且人家已经做得很好，我干嘛非要去做？我能否做点不同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想法。”张艺谋说。他确实在脚踏实地的落实着自己的想法，不断地通过各种各样的坊间话题去“娱乐”大众，吸引大众。

　　■文/白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