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之路径与代价

　　简而言之，经济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从支出法GDP看，转型在于从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向投资消费相对均衡发展模式转变。中国在未来20年内实现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存在较大困难，但多方证据显示，现有投资驱动型模式难以持续，向投资消费均衡结构转变是必要的。二是从生产法GDP看，经济转型在于从制造业驱动型经济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均衡发展转变，主要驱动力可能更依赖于服务业。这两类转型能否成功，决定着未来20年经济增长情况。今后10年经济能否保持7%的增长，未来20年能否保持6%的增长将取决于这几年结构调整进程。

　　第一类转型是支出法GDP下的结构转型。设定不同的转型情形，观察相应结果可以对转型代价有所认识。如果2012-2020年GDP名义投资保持10%的增速，结合其他假定，消费占GDP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56%附近，相较于现在49%的水平，年均增速约为1个百分点。如果此速度持续至2030年，消费占GDP比重将达到61%。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约75%的平均水平，但经济结构已经达到相对健康状态。而如果急速转型，假定2020年消费在GDP中比重提高至65%，名义投资则需要下降至7%，放宽假定至2030年消费在GDP中比例达到65%，名义投资增速需要下降至9.3%。投资增速过快下降可能对经济带来大的冲击，因为消费一定程度上受投资驱动，投资增速大幅下降会抑制消费。经济向合理结构转型应渐进完成。

　　经济结构失衡事实上出现于2000年之后。2000-2012年名义投资年均增速达到18.0%，而名义消费增速只有12.7%，导致了结构失衡。特别是2008年以来，结构失衡加速。2012年，消费在GDP中比重下降至49.2%，投资则提高至48.1%。未来若回到相对均衡状态，消费需要保持持续高于投资的增速，而这需要政策进行方方面面的调整。

　　第二类转型是生产法GDP下的产业结构转型。2012年，中国二产占GDP比例45.3%，三产占比只有44.6%。服务业在经济中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需要从制造业驱动到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对均衡发展转变。其他条件不变，如果未来二产年均增速保持5%，2020年，二产占GDP比例将下降至39.0%，三产占比提升至51.0%；如果此速度持续至2030年，二产占比下降至32.8%，三产将提升至57.7%，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转型过于激进，假定2020年三产占GDP比例增加至60%，工业增速将下降至1.6%，基本接近零增长；放宽假定至2030年三产占GDP比例提升至60%，工业增速将下降至4.6%。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是更为痛苦的过程。但根据上半年公布数据，我们欣喜的看到调整过程在加速。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速7.6%，但是第三产业增速达到8.3%。如果未来服务业和制造业增速继续保持现有态势，经济转型还是有望实现。

　　经济转型有内在的必然性，如果宏观政策不当，转型可能会夭折。制造业如不能成功转型，将在其它更低成本或更高生产率国家的竞争下丧失优势；而服务业如不能及时发展，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大幅下行风险。无论从体制、企业成长还是过度政府干预等角度看，这种风险均难以忽视。现有货币政策仍相对较为宽松，而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挤出企业的融资需求，导致货币发行量虽然较大，但企业资金面仍然较紧。如果政府不能对此有所制约，将构成转型重大障碍。政策应该对经济内在转型需求顺势而为，而非选择过去十年“保八”类似的单一保增长方式。单纯的保增长的经济措施是不具有建设性的，相反，在短期内忍受一定的经济下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驱动广义改革红利，着力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是未来政策的核心着力点。

　　经济转型伴随着需求结构变化，必然意味着原有资源配置状态的改变。在向消费主导、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过程中，传统行业不得不面临需求相对萎缩、资本较快贬值和资产质量恶化的问题，这是过剩产能与新需求点不匹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也是经济转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经历了过去几年刺激政策后，大部分传统行业增加了很多新产能，产能过剩压力不断增加，推动PPI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环比大幅下跌，工业行业持续面临通缩困境，企业盈利能力不断下降。制造业盈利能力下降的同时，产成品通缩推高实际利率，投资需求持续受抑制，成为带动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

　　在盈利能力持续下降情况下，企业资本价值和资产质量也出现相应的恶化。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企业部门债务率居高不下，近年来快速攀升，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最重要风险因素。据统计，中国非金融企业占GDP比例从2008年的87.8%提高至2012年的109.1%，显著高于美国80.7%的水平，而同期欧盟企业杠杆率略升5.3%，日本甚至下降3.8%。传统行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一方面反映出这些行业面临的困境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机制缺陷和企业市场化退出机制的不畅，大量过剩产能迟迟不能从市场退出，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无形中拉长了经济下滑周期，也增加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力就业转换和人力资本制约问题。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在2012年开始出现下滑，未来新兴产业的劳动力供给逐渐需要依靠分布在现有产业内的就业人群来满足，而传统行业的萎缩也意味着部分行业从业人员面临再就业问题。目前在就业行业分布中，制造业就业仍占有相当比重，且相当部分集中于中低端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随着中国在这些行业竞争优势的逐渐削弱，这些行业的劳动需求可能趋于下降，而服务业就业占比将不断上升，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服务业对农民工就业的吸纳能力也明显增强，2007-2011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3.7%，其中从事批发零售业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21.4%，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吸纳数量年均增长7.5%。

　　然而，在传统行业就业的部分人员包括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未来如何提升人力资本以较快实现就业转换将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随着人口逐步老龄化，人力资本投资的总收益和动力将明显下降，而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又迫切需要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长期来看，中国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压力，也将承受劳动力素质提升相对缓慢的挑战。中国需要建立新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彻底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统一要素市场，构建全国统一、能够有效降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加大教育体制和科技创新体系改革，逐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同时政府要加快自身职能转变，取消对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的干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转向维护市场公平、降低市场不确定性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等相关制度建设。这是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迈向全球产业链更高端的关键。

　　中银国际证券 程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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