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傲慢

　　2010年10月，中国海关对携带入境的每台iPad征收一千元关税。海关无视iPad配置不同、价格也不同的现实情况，一律以五千元的价格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在香港购买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远比大陆便宜，有人在香港花三千多元买的iPad要按照五千元来征收。即使是在国内购买的iPad，携带出国回来时也要缴纳关税。

　　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引起一片反对声音。国家商务部也明确表示反对：海关向iPad征收一千元进口税，违背中国2001年加入WTO时的承诺。

　　2011年1月，我携带iPad出国，在北京机场出境时询问到哪里可以申报，以免回国时还需缴税。

　　问了四个工作人员都说不知道，第五个终于知道了，他说征收iPad关税的规定取消了。（事实是，关税减半，并未取消。）

　　我问他：“规定取消了为什么不向社会公布？”

　　他反问我：“为什么要公布？规定实施时也没向社会公布。”

　　相比国家部门的一些可笑规定，地方部门的一些规定更加荒唐。2001年，深圳一些医院要求，护士应保持“露八颗牙齿”的职业性微笑；2003年，湖南省在录用公务员的体检标准中要求女性乳房对称；次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巡防支队发布了一项命令，在编警察腰围超过二尺七的将下岗；2006年，浙江省交通厅规定，男性工作人员不能留胡须；2007年，为了遏制过高的辍学率，福建省平和县规定，初中没毕业的不能结婚。

　　虽然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有些已被取消，但它们显示了权力在中国的傲慢姿态。不难想象那些官员们在讨论这些可笑规定时的情景，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喝着好茶，抽着好烟，用逻辑思维判断社会问题，不管社会问题有多么复杂多变，也不会去考虑社会是否能够接受。他们知道会有反对的声音，对此他们不在乎，因为中国社会的公权力长期以来侵犯着私权力。只有当这些规定出台引发社会强烈反对，继而让他们的上级领导不高兴：“你们是在添乱，不利于社会稳定。”他们才只好悄悄撤销这些规定。

　　在中国，行政部门发布的规定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今年1月1日实施的修订版《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为减少中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颁布的这个新规定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其中闯黄灯扣除6分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对。（中国的机动车驾驶证一年只有12分，如果12分全部扣除，驾驶证就会被吊销。）

　　许多人批评，闯黄灯扣6分会造成更多的追尾事故。官方媒体也质疑这个规定，新华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三个信号灯各司其职，交管部门将黄灯作用归于红灯，不仅技术上难以做到，且明显违法。”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安部交管局被迫表示：对闯黄灯的司机以教育为主，暂时不扣分。

　　这期间一个段子流行起来：

　　某男子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才匆匆到家，妻问何故。

　　他答：“昨夜路口遇一黄灯闪烁不停，今天早上六点才恢复正常，闯黄灯扣6分，路口倒车扣9分。”

　　妻又问：“为何不打个电话？”

　　他答：“开车打电话扣3分啊。”

　　该男子冻得直哆嗦，妻问：“在车内何故冻成这样？”

　　“下大雪，我在车外不停擦号牌，遮挡号牌扣12分。”

　　【原载2013年第7期《公民读本》】

　　●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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