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两样东西为我们牢固地树立了岳飞的形象。一是脍炙人口的《满江红》词；二是评书艺人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校长朱国贤先生亲自教我们音乐课，他教的第一首歌就是岳飞的《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时候，朱校长的声音果如“仰天长啸”，显得尤其悲愤激昂。幼小的我们张嘴大吼之余，于这种对异族敌人恨不能食肉寝皮的仇恨的合理性从来没有怀疑过。很多年以后，我从龙应台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台湾作家席慕容小的时候听老师教唱《满江红》，每当唱到“壮志饥餐”这句，席慕容便会坐立不安。席慕容是蒙古族人，现在有人要吃她祖先的肉，喝她祖先的血，难怪她内心不是滋味。我开始意识到，《满江红》是好的“宣传品”，却不能算是好的文学。仇恨不管有多少现世的合理性，它总归是一种负性价值。时下我们在横店把日本鬼子杀得落花流水，这种微妙的美学意淫宣泄的也正是这种仇恨，而仇恨没有未来。我个人非常期待的是哪位影视界的有识之士能拍一部《四郎探母》，让柔软的亲情、宽容与和解凌驾于你死我活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刚性对立之上。
差不多在我们学会唱《满江红》的同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开始风靡神州大地。“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评书本脱胎于民间，自然要迎合民间的英雄崇拜情结，加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岳飞传》已然经过了“文革”时期“三突出”、“高大全”创作观的洗礼，岳飞就成了无坚不摧、无善不备的“圣人”级别的人物。
胡适曾提出过“箭垛式人物”的概念，他举的例子中有包龙图：“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于民间，一般人不知道它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岳飞其实也是这样的“箭垛式人物”。由于后世需要用岳飞来代表某种精神，岳家军的武功无疑被夸大了，即如朱仙镇大捷，证之《金史》，竟为子虚；岳家军成分复杂，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招群盗而用之”。这样的军队作战固然勇敢，纪律却不够严明，滋扰百姓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跟岳飞差不多同时代的朱熹和叶水心都曾因此对岳飞有过批评。岳家军的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看来有时也只能是说说而已，天上掉不下粮草，岳家军同样要面对严峻的生存问题，岳飞想必也不时困扰于忠心谋国和不扰于民的两难，并不像评书里和正在热播的“黄晓明版”的岳飞那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
评书和演义乃至正统的历史书往往习惯于对人物作简单的忠奸、是非、美丑的道德判断，其实依正常的人性与人情，在那样紧要的历史关头，更多的是在忠与奸之间歧路徘徊、进退失据的灰色身影。南宋朝廷一直存在着主和与主战两派的争斗，但到了有道德癖的或雅或俗的文人手里，主战与主和的朝议之争便成为判定忠与奸、报国与卖国的分野。主战则为忠臣，主和则为奸佞，绳之以一，无复能外。其实，主战者多意气、空谈；主和的意见中亦不乏理性的考量，毕竟有宋一代军力积弱，由来已久，“和”或许可以苟延社稷，以待天时；“战”，勇气固可嘉许，但也可能因战速亡，一切灰飞烟灭。后来韩侂胄当国，推崇岳飞，贬抑秦桧，支持主战派，“沉重打击了投降派的嚣张气焰”，可惜北伐战端一开，大败而还。好玩的是主战的韩侂胄也入了《宋史》的“逆臣传”！轻启战端，陷国于危，你不是逆臣，谁是逆臣？哈哈，历史这个东西谁能说得清呢？
正在热播的《精忠岳飞》没有完全以评书《岳飞传》为蓝本，而是照顾到《宋史·岳飞传》的叙述。其实，《宋史》是非常不靠谱的，梁启超甚至目为秽史，言“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宋史》的胡编乱造、杂乱芜秽，赵翼、梁启超均有指陈。如果不能如《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那样成功地使历史剧成为对复杂人性的烛照，那么英雄传奇就英雄传奇吧，摆什么“历史”的臭架子呢！
【原载2013年9月6日《湘声报·灯下小语》】
●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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