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高铁与袁绍

　　最近城管很忙，密集曝出了好几个新闻热点。延安有踩头城管、临武有打死瓜农的城管，北京后海城管还和社会实践的父女发生了冲突。事实上，城管一直很忙，暴力执法的新闻每个月都会有，还有人画了一幅《清明上河图》，上题一句“城管来了”，霎时图中摊贩跑了个精光。我想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后，“城管”这个词在《中华大词典》里的解释一定不只是“城市秩序管理者”这么简单。编者多半会在后头补充：“城市秩序管理者”只是原意，在现代汉语里已经引申为“带有官方背景的粗暴、残忍的野蛮行为”，甚至会列举几个例句。从此“城管”待遇和犹大、秦桧、第五纵队之类的词一样，从特指演变为一个通用形容词。

　　在办公室，同事们午休时谈起城管，无不颇有微辞。有意思的是，他们对城管的批评分为两类：一类是指责城管的残忍暴行，这通常出现在他们网上浏览各种城管打人新闻的时候；第二类指责城管尸位素餐、无能怠惰，通常出现在被小商小贩堵住路口以致交通壅塞的班车上。

　　这说明在实践中，广大老百姓对于城管的定位和功能有着清楚的认知。可是在讨论城管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又经常把这种认知给忽略掉了。我们总是可以听到“取消城管”、“这种流氓队伍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中国城管制度是文明社会之耻”一类的激愤言论。

　　这种指责，很容易把矛盾的焦点给搞错了。城管的功能是管理城市秩序，就算国家迫于舆论压力取消“城管”，也会有其他部门来履行这个职责。一个现代化城市，没有城市管理者是不可想象的，谁也不乐意一出门满马路上都是喧闹的摊贩和烧烤摊子。国外没城管，但类似的工作还是有人在做。美国有CodeEnforcementOfficer，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有专门的小贩事务队，和城管的职能差不多。当然，人家执法比较文明，做事比较规范，形象比城管要正面得多。

　　所以城管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城管好好学习美国和香港同行，文明地、高效地发挥自己的功能。我们反对的也不该是城管，而是城管不正确的执法方式。在热议中，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往往使得讨论朝着极端、激进的方向滑去，最后变成毫无意义的发泄。

　　其实不独城管，现在很多争议都是因为一开始就搞错了重点，把改进批评扩大成了全盘否定，以致好好的讨论和反思演变成争吵。比如“7·23”高铁事故发生以后，很多人愤怒地批评高铁政策，加上刘志军案发，更引发了广泛质疑。事实上，高铁现在已经深入老百姓的生活，改变了许多人的出行方式和距离概念，它的价值已经得到验证。我们要批评的，是高铁在决策、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暴露出的贪腐、质量、安全等问题，避免“大跃进”式建设，让它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但高铁本身的价值，是不该被否认的。

　　《三国演义》里有个故事，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对峙，袁绍手下有个叫许攸的谋士，主要职责是替他出谋划策。许攸建议袁绍偷袭许都，这是一条相当合理的建议，袁绍几乎快要同意了。恰好袁绍的另外一名谋士审配寄来一封信，说许攸的子侄在后方贪污钱粮，已被下狱。袁绍一听，大不乐意，直接把许攸给骂跑了，连带着否决了偷袭许都的计划。袁绍在这里犯的错误，就是搞错了重点，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

　　【原载2013年第21期《看天下》】

　　●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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