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的道歉

　　黄明珍(Jam Wong)是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两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到北京大学留学，她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她19岁。

　　她在北大，住留学生宿舍，还有单独教她汉语的老师，同室也是经过校方挑选的政治可靠的人。黄明珍对中国社会的印象，就是来自对北大的印象，准确地说，就是她每天所能接触到的老师、同学这个小圈子的印象。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干净，健康，安全，更没有犯罪”。她认为，中国真是一个平等、和平和幸福的社会。

　　她学了10个月的汉语，已经能用中文与人交流。

　　有一天，一个叫Yin Luoyi的中国女学生十分意外地来访。“十分意外”，是因为这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中国学生。Yin直截了当地告诉黄明珍说，她想到美国去，问她能不能帮帮忙。

　　黄明珍很不理解，中国这么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喜欢这里，Yin为什么想到美国呢？她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但这不是要离开自己祖国的理由啊。她能上大学，在同龄的中国人中，就是幸运儿，出国的想法就很不对头！

　　于是她把Yin的请求报告了校方。她想，学校应该教育教育Yin。当然她完全想不到，她的密告可能会给Yin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回到加拿大后，她把自己从“文革”北大留学起到1989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1997年出版，后来成为亚马逊畅销书的《红色中国布鲁斯——从毛到现在，我的长征》(Red China Blues：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在她为《红色中国布鲁斯》作准备时，她翻阅了自己当年在北大的日记，看到她早就忘记的曾有过“告密”的记载。政治上大大成熟了的她，立刻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觉得背叛了同学，置同学于一种不可知的险境，顿时万分不安。

　　即使当年是因为无知而为，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借口，她一定要向这位同学道歉。她决定带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返回中国，寻找这位同学。临行时，她对能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她，一点底也没有。因为，她只知道同学的名字拼音是Yin Luoyi，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怎么写。

　　她回到北大，找到当年的老师和一些同学，她向他们打听，但他们也似乎记不得这个人了。后来，有人打听到Yin的情况，告诉黄明珍说，Yin没有毕业学校就把她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后来，Yin还真的到了美国，不过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成为一名商人。

　　黄明珍拿到了Yin的电话，心里直颤抖：老天爷啊！她没有被害死，也没有自杀，她还活着！居然就在北京！在电话中，黄明珍问Yin：“愿不愿见面？”Yin说：“好啊，我们就在北大见面吧！”黄明珍马上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为什么非要选择在北大见面呢？黄明珍的儿子也很紧张，对她说：“妈妈，Yin会不会雇人打你，甚至杀了你？”但黄明珍还是按时来到了北大。

　　黄明珍万万想不到，Yin见到她之后，一句话还没说，就先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接下来，就是黄明珍诚恳地忏悔。

　　黄明珍告诉Yin：“并没有谁让我这么做，我是主动自愿地去告你的。”Yin笑了笑，说：“你不是惟一的告密者。”黄明珍又说：“因为我，你遭了罪，为什么你还要拥抱我？”Yin说：“因为你是惟一向我道歉的人。”“为什么又特地选择在北大见面呢？”她问。Yin说：“我就住在北大啊。我的丈夫在北大当教授。”

　　Yin完全接受了黄明珍的道歉，黄明珍终于放下了压迫自己良心的重负。这个故事从北大开始，又到北大终结。仿佛迈着沉重的脚步，历史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一个人与人可以互相信任的起点。

　　(赵少红摘自《时文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