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瑀：小丑的精神

　　“小丑精神，说白了，就是嘲讽世界，嘲讽自己，所以我嘲讽的既是世界，又是我自己，因为我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高瑀

　　中国当代艺术80后艺术家领军人物，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在2008年翰海的春拍中，其作品《打虎》以100万人民币成交，成为80后第一个拍卖百万的艺术家。随后，高瑀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熊猫小堂”开发艺术衍生品，高瑀本人也参与建筑设计等。2013年9月，高瑀首次以漫画形式推出个展《钟馗上任记》。

　　平整的毛呢大衣、考究的黑礼帽，配饰别致到手链和戒指……即使从今天的三里屯走到香榭丽舍，再径直走回五十年代的巴黎，这个80后艺术家领军人的此身行头，都不落时尚。

　　高调的高瑀坐在地下一层的酒吧，已经喝到了第二杯“卡瓦”，他说酒精刺激大脑分泌的多巴胺能让他感到愉悦。就在采访的前一晚，高瑀做了一个“恶心”的梦，他梦见自己行走在一望无际、海一样的稀屎上，上面漂浮着五光十色的化工污油，恶臭熏得他上气不接下气，他必须凭借铁锹才能行走，可最后还是一不小心摔了一身屎。高瑀说，这就是现实。

　　川剧《空城计》里诸葛亮有一句唱词高瑀很喜欢，“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2011年来北京之前，高瑀在重庆过着诸葛亮式的散淡生活，“北京就是‘五丈原’啊，诸葛亮当年就死在五丈原，弄不好我就死在这儿了。”说着高瑀点了第三杯卡瓦，身体骤然前倾，“可是没办法啊，四大徽班还得进京呢。”

　　高瑀的现实

　　刚从保加利亚联展回来的高瑀最近“停板”了，他烦透了自己的工作室被“拆了盖，盖了拆”，“都是基层乡政府跟一群盖房子的扯皮事儿。”

　　高瑀小时候想当超人，他列举了能让超人上天入海的科技手段，还为此给表哥画了一幅画加以证明。13岁时，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柯云路为阐释《气功大师》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他感兴趣极了，“奇门遁甲、周易八卦、风水……”于是高瑀开始研究“玄学”。

　　到了初中，他试着学人打卦，这是一种具有超能力的体验，满足了高瑀自诩“与众不同”的小虚荣。从《周易》一直研究到《河洛精蕴》，高瑀最后放弃了，“完全是搞不懂的数学。”从科技超人到命理超人，高瑀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这些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

　　高瑀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当人”，“超越人就行，人都是肉体凡胎。”他还记得自己上大学有一次去西安写生，火车上人头攒动，一片混乱。他偶然听到一个老和尚在吵吵嚷嚷的车厢里轻声自语，“这是一个末法时代。”没错，后来的高瑀越来越发现，在末法时代，他只能做一个“飘萍”，“顺势，不沉于海底就不错了”。

　　2012年冬天，高瑀在北京的银河SOHO举办了以《不现实》为名的个展。展览分成两部分，“男孩的前世”和“群氓的今生”。当梦想照进现实，“超人男孩”长成了“飘萍愤青”。高瑀说，他在当下和现在这个时代一样，“过去已经找不到，未来又不知道”，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想的一个词叫“现在主义”。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超人与尘世中泥足深陷的欢乐和焦灼，一直是他闹别扭的原因。于是，他开始聚焦现在-- “寻找”。寻找一种创作和生活之间“最舒服的状态”。

　　不要为稻粱谋

　　高瑀一如既往地昼伏夜作。第一次给他打电话约采访是在上午十一点多，一个毫无表情的声音像是透过午夜大雾飘过来，“哎哎，行，好。”估计放下电话又睡了。

　　每年都有一段时间，高瑀想要戒酒。有一次他喝多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冰箱里堆满了肉。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次“超现实”色彩的“艺术遭遇”。在这个“艺术家”被污名化的时代，高瑀说，“艺术家”可不是什么好词儿，一般骂人时都会说，“你才是艺术家，你们全家都是艺术家。”

　　或许是巧合，高瑀这辈子知道的第一个职业就是画家。小时候他拿着笔在纸上乱画，他的爸爸妈妈走过来逗他玩儿，“要不你将来当画家吧。”后来，考上了川美，成了他想要做艺术家的目的。

　　还没毕业高瑀就签约了星空间，成为画廊倾力打造的未来之星。但高瑀很早就放出一句话，“尽量不谈艺术，并且不靠艺术活着，要随时远离艺术。”大学毕业后，他第一次到了丽江，没呆几天就在束河开了客栈。客栈的名字和风格都跟他的作品交相呼应--“熊猫小堂”。3000块钱租一年，高瑀说，当时他就想好做转手生意，他有信心，束河的房租将来一定得涨。一年多以后，赚得“钵满瓢满”的高瑀成功将生意转手于人。

　　高瑀说自己从父母身上遗传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折腾”。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他双职工的父母一直都计划着偷偷摸摸地做生意，好能多赚点钱。2003年他“出道”的那段时间，艺术市场刚刚起步，艺术家靠艺术吃饭的意识很短暂，高瑀说，“纵观美术史，艺术家在生存面前一直是很焦灼的状态。”他很早就意识到，不能“为稻粱谋”--只有自己能够不靠艺术生存，才能更从容地做艺术。

　　现在高瑀发现，“艺术家如果不靠艺术吃饭那可是件很牛逼的事儿。”但是这个很难，高瑀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即便如此，他的选择依然以意愿为前提，“保持对艺术的从容状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说白了，你挣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事儿，顺便把钱给挣了。”高瑀说郭德纲的相声里就有过类似的阐述，“丫不是因为想挣这个钱，是因为喜欢这个”。

　　我和郭德纲的命运

　　看到桌上的iPhone，高瑀撇了撇嘴，“我最讨厌这种泛着精英主义气息的东西。”

　　高瑀很喜欢郭德纲，他说自己的命运和郭德纲很像。“在行业里都不受待见--不受主流艺术界的待见。”高瑀进一步解释。

　　在进入艺术圈之前，高瑀觉得这个圈子“脏得很”，“说白了，就是一个江湖会道门的行业”。后来他发现，“有市场的力量进入以后，就变得相对公平合理，有一些自由度。”高瑀说，“现在不是寡头可以决定世界的时代了，但还是很脏。跟相声圈一样，大部分人都是市井小人。”

　　直到上大一的时候，他还觉得，悲剧因为更贴近人类的共同命运，所以显得要比喜剧高明。但是越到后来，高瑀越觉得，还是喜剧更高明。“在中国传统的戏剧里面，梨园行放道具的衣箱是一个特别庄严的东西，只有一种人能够坐在上面，就是丑角。”高瑀说，“小丑精神，说白了，就是嘲讽世界，嘲讽自己。所以你嘲讽的既是世界，又是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今年9月份高瑀的展览《钟馗上任记》中，他把钟馗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塑造成一个胆小怕事、恃强凌弱的人物形象，在戏仿和调侃中映射现实。“套用相声的术语来说，这是‘理不歪，笑不来’。”高瑀说。

　　从最早的那个反传统的暴力熊猫到具有反抗精神的孙悟空，再到如今戏仿钟馗……一边抖着机灵一边扮演小丑的高瑀获得了命运的垂青--第一个拍卖过百万的80后艺术家，当代艺术冉冉上升的新星，80后艺术家的领军人……高瑀说，他和其他年轻艺术家没有差别，也不能算得幸运。“张爱玲出名早，最后还不是让自己喜欢的爷们儿给涮了？齐白石六十岁当北漂，九十岁还生孩子呢。其实人和人都差不多，哪有福寿双全呢？”

　　高瑀说，艺术就十二个字儿：“劈材做饭、吃糠咽菜、饮风吸露”。“劈柴做饭是最生活化的东西，艺术就是对生活最本能的直觉。然后就是吃糠咽菜，粗糙现实就是糠菜，消化所得，吃下你所得的外部世界的东西。最终能进入到最高的境界，是饮风吸露。仙人和高人的境界，所谓绘画的最高境界，是神品。”高瑀相信佛祖就是绝对理性，而去除感性是他一直的追求。

　　对话高瑀

　　我不是卡通艺术家，我是波普艺术家

　　《小康·财智》：说到村上隆，你们的作品很像，是有意模仿还是巧合？

　　高瑀：我在知道村上隆之前就这么画了。我觉得我一直和村上隆就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大家都画卡通就全部归为一类。这是不公平的。这是我们整个文化，这个行业，很奇怪的一种惰性思维。就是习惯用一种特别容易归类，很浅表化的概念，或者名词作为标签来分门别类。

　　《小康·财智》：你觉得你不是卡通艺术家？

　　高瑀：我还是觉得叫波普艺术家，相对而言的话。我一直在做波普。你觉得一定要使用商业的符号才是波普。你说，安迪·沃霍尔画一个电影就不是波普了吗？骷髅头就不是波普了？我们今天对波普的印象是因为90年代中国干波普的那批人。那是一种对波普的理解，但不代表波普本身。是一个分支，不是本身。如果说不使用商业符号就不是波普。卡通是一种表现的方式。不是说你用了卡通元素就是学村上隆，用了商业符号就是波普。

　　《小康·财智》：说到你最近的这个展览，《钟馗上任记》，这个是出于怎样的想法想要做一个这样的漫画？

　　高瑀：其实去年我就想，想画一部漫画，但是一直没想好要画什么样的故事。画一部漫画，算是一个轮回，当时是一个直觉，可能也跟小时候就喜欢漫画有关系。当时想的是，用一部漫画来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但是没想好怎么编，突然想起来画一个钟馗，因为之前画过几张钟馗，我就想可以编一个钟馗的故事，就编了这么一个钟馗的故事。我当时特别想做一个好玩的事儿，像青春物语，也可以说残酷物语。因为刚好出道10年嘛。

　　《小康·财智》：你说“理不歪，笑不来”，也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博大家一笑？

　　高瑀：也不是，是你下笔就这样，你编出来的故事不可能就是一个正剧。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一下笔就这样，就变成了一个调侃。想调侃一个事儿，跟生活、现实相关，但不能言说，其实说白了就不能说，说白了就不是艺术，说白了就是牢骚话。

　　《小康·财智》：钟馗作品在你整个的艺术生涯里，是一个怎样的位置呢？

　　高瑀：我觉得是一个开端，是一种新的尝试。说白了，是把2012年那种创作风格再向前推进。在钟馗里画得特别自由，特别挥洒。《不现实》的时候还要画两次三次稿，画钟馗就是很轻松地勾一个草稿，放在一边，一下子就画完了。是比较舒服的工作状态，基本是“唱着歌，吃着火锅”，就把这件事儿干了。状态放松很难得，我现在觉得工作状态是最重要的。

　　《小康·财智》：来北京这几年你最大的感想？

　　高瑀：我是一个慢调性的人，干什么事儿不着急。但是在北京很难，生活不提供舒服。工作量其实跟以前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太多额外的东西，不必要的人际交往，或者是必要的你不喜欢的人际交往，会耗费你的精力。我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老想当好好先生，但是现实生活中做不到。

　　文|《小康·财智》记者 晁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