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阅读者

　　前几年有学者提建议，商讨设“阅读节”。对此，我有些踌躇：到了这个地步，也不妨一试；但如果弄成官员讲话，名人抒情，剪彩，揭幕，大家作一场读书秀，成了“活动”，非但不能推动阅读，还可能助长不良风气。

　　看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一份材料，有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天有三百七十三本书印刷出版，高于很多国家。这个数字，可能没包括“教辅”，如果把“教辅”算在内，数字可能震惊世界。但是，人均读书的数量很低，报告援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二十四本左右，美国人年均阅读十七本书，韩国人十一本，日本、法国国民每年读书数量在8.4本左右；而调查显示，2012年中国国民人均仅读4.39本书，落后于泰国、越南等发展中邻国。我对这个“人均4.39本”仍然有些怀疑，因为文教界有不少人终年也不买一本书。

　　在某地交流，问坐在旁边的一位中学教师，这一年读了些什么书，他直率地回答：“学校没发。”这个回答令我难忘。事后想想，也无所谓。应试教育深入人心，教师的确不需要读很多书。很多校长不是读书人，管校长的教育局长也非学而优则仕，而管教育局长的人，可能，——“可能”什么呢？我就不说了。有时看新闻，我会留心一下贪官的学历，看多了，就觉得有趣；“双开”之外，那买来的、骗来的、混来的、换来的“学历”却不会被褫夺。社会过于看重文凭与学历，人反而很难把读书作为生活需求。

　　阅读形成社会风习进而成为传统，乃最佳境界；退而求其次，能有敬重阅读的意识，社会也会有进步的可能；“读书无用论”隔上一二十年便泛起来，让读书人受点耻辱，那样的社会，设了“全国阅读节”，作用恐怕有限。在逐利的环境中，连“开卷有益”的读书观也显得脆弱。“机场书店”在培育“成功人士”，而很多“成功人士”连那样的书也不屑读，他们只信权、信钱、信风水。只识二百多字的女商人丁书苗能在高铁建设中呼风唤雨，操纵铁道部部长，不学无术的张曙光能雇人著书，用两千多万的钞票去“活动”，买“中科院院士”。无论得逞与否，这些事，只要发生了，不可能不干扰青少年的学习观。坏风气之下，“阅读”必然被扭曲。

　　去外省，老友请熟人开车带我去玩。车来了，我看了诧异，是商贩送货用的那种小面包车，为了堆货，椅子被改装过，很破旧。司机是五十年代生人，自述“少年辍学，老年待业”，“文革”读初中，学工学农，没毕业，去做工了。中年时公司不景气，“买断工龄”，现在帮人家送货。我见其举止有度，出语不凡，料定有故事。这一说就不设防了。原来是个读书人，虽然收入微薄，然多年手不释卷，谈起书来，热情高涨。说到了中年读鲁迅，明白了很多东西。问教授钱公近况如何，说，“他的书，我见一本买一本”。次日出门，又谈读书，坐在他的破车上，闻着混杂气味，听他说古论今月旦人物，大有扪虱而谈的雅致。不知怎么的，说起林贤治的书，他买过十五种，我暗自算了一下，没他那么多；问我：“你读过筱敏的《捕蝶者》和《幸存者》吗？你去看一看，不会失望的……”——我当时感慨不已：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如此热爱阅读，思考大问题，我作为教师，不管遇上什么困难，都不该放弃理想。

　　忍不住把这段奇遇写信告知筱敏，也因此想到，她和林贤治，以及很多知名文化人，从少年起，都是这种在黑暗中独自摸索的阅读者。开启蒙昧，斫出生路，靠个人努力，与追求有关，与“利益”无关。

　　【原载2013年11月7日《文汇报·笔会》】

　　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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