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告诉我！

　　被营救的婴儿

　　徐州铁路公安处的警察最近破了一起重大拐卖婴儿案，从人贩子手里救回来十个被拐婴儿，立了大功。整个案子里，破案阶段本该最复杂，可没想到的是，这才是他们难题的开始——案子破了，孩子怎么办？

　　按理说，把孩子送回家就行了，可警察想尽办法联系被拐婴儿的亲生父母，十个里面有九个孩子的家长不愿意露面，好容易来了一个孩子的舅舅，结果只是过来声明：父母都在外打工，不方便接手，孩子不要了。这也难怪，在这些吃饭连筷子都没有的山区贫困家庭，当爹妈的或许觉得把孩子领回来“不划算”。

　　送不回家，要不就送福利院？可福利院一会儿说只接收孤儿和弃婴，一会儿又说婴儿年龄太小，反正就是不能接收。后来警察打听了一下，原来福利院也有小算盘，收养孤儿能在被领养时收费，可收养被拐儿童就只能倒贴钱了，这笔账也不划算。

　　没办法，警察只好尴尬地把十个孩子中的九个送还买婴者。这或许是他们最好的归宿：只有在那些花了几万元购买孩子的家庭里，这些孩子才能被当作宝贝宠爱，喝着三百块钱一盒的奶粉，天热时还有人给他们擦痱子粉。

　　案子破了，孩子却不能回家，办案警察说他们想不明白，但我更想不明白的，是这些襁褓中的孩子为什么在尚未开始打量世界之前，就不得不被放在金钱的天平上来回称量？为什么伴随他们长大的亲情，也要绑上一张高额价标，划算才入账？

　　想读书的孩子

　　成都女孩玲玲也在9月份到来之前遇到了难题——一笔算不清楚的上学糊涂账。

　　玲玲考上了大学，可她的父亲却不愿意让她去。玲玲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一个月，他俩也吵了一个月。父亲虽然只读过小学，但他在城里拉过三轮车，做过小生意，算起账来脑瓜转得很快。他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读大学是失败的投资”。

　　父亲的账是这么算的：上大学四年要花八万多，可要是去打工四年就能赚回来八万，这一来一回都够付套房子的首付了。更何况新闻上都说，大学毕业还找不到工作，出来连个电灯泡都不会换，上学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太不划算。

　　这笔算不清的账被刊登在报纸上，还附上了玲玲父亲的“投资规划”：让玲玲先打工，当服务员，然后开个小店，锻炼几年赚点钱，这路子就挺好，“不能扔几万学费打水漂”。

　　不少人找他来理论，但是似乎谁都说不过他，他甚至甩出更多问题，把人问住：“总说文化人受尊重，可我包包里有钱就行了，要别人尊重干什么？”“我家门口捡垃圾的每年都能赚两三万，大学生赚得到吗？”“读不读大学可能过的生活都一样，那为啥还要绕一个大圈子？”

　　看来这笔拨乱了算盘的糊涂账，一时半会儿谁也拿不出个答案。最后搞网上投票，百分之七十一的人竟然选择“不一定要读大学”。也许这就是这个难题最致命的要害——我们都读得出这笔账是不成立的，最起码是不应当成立的，可是面对这样一个不该立得住的论点，我们竟然没有强有力的例子能够驳倒它。

　　开学第一课

　　9月份一到，学生们要面对新学期，学校也要面对新课题。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得铆足了劲儿想点子——开学了，第一堂课讲什么？

　　别以为开学伊始没什么事儿做，只是收作业发课本，排排座位聊聊天。现在的开学第一课学问可多着呢，学生们需要在这堂课上掌握许多技能：有的学校找来消防队员带着学生学习火警疏散，有的请来法官跟孩子解释“起外号算不算侵权”，还有的老师拿出卡通图解，教孩子如何防范性侵犯，甚至有的学校找来学兄学姐扮演“骗子”，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骗局来测验初来乍到的新生，给他们打好“防骗预防针”。

　　为了让开学第一课更有分量，一些学校还纷纷请来名人坐镇，有的请来国际象棋冠军谢军，有的约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的找来外交部发言人，甚至有中学想要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跟学生们讲讲自己的人生故事。

　　为了讲好开学第一课，学校没少下工夫。可是，一堂课很快就过去了，对学校来说，更艰巨的难题还在后面——如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把开学第一课所教的内容，贯穿在孩子们的每一堂课里，让他们真正掌握其中的要义。

　　【原载2013年9月4日《中国青年报·新闻眼》标题为本刊所拟】

　　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