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王春瑜先生在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牛屋杂文》。我通读该书，觉得果然是名家！
王春瑜的杂文，与其他杂文名家不同，首先是学者杂文。他本是造诣深厚的历史学家，发而为文，常常是上下古今，夹叙夹议，指点江山，品评人事，以“另一种眼光看历史”，从而在历史中看出新意，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如《“万岁”考》，洋洋洒洒，考证了“万岁”的历史发展。王春瑜指出：“随着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皇权的膨胀，‘万岁’一词成了帝王大辞典的专有名词。”其他如《语录考》、《烧书考》，其考订的精确，资料的详赡，都令读者叹为观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逾八千人，少的是学者型作家；中国杂文家数以千计，少的是学者型杂文家。正因此，王春瑜的杂文独树一帜。
王春瑜的杂文独树一帜，还表现在他对国民性持续不断、持之以恒的针砭上。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国民性中的负面沉渣泛起。有见于此，《牛屋杂文》中的许多篇杂文都对国人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行了彻底揭露和严厉批判。如喜欢给别人“戴高帽”，也喜欢别人给自己“戴高帽”（《戴高帽考略》）；以“父母官自居，又把官员视为“父母官”（《“父母官”考》）；萧何月下追韩信，固然是佳话，但萧何又是纳贿、行贿的老手，可是就因为萧何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谁也不敢追萧何（《月下谁敢追萧何？》）；瞎起哄，“起哄实是国人的劣根性之一。”（《起哄考》）；“瞒和骗”，剽窃了别人的论文，还说“学问乃天下之公器”，不识羞耻二字（《何必登上你的贼船》）……三十年来，王春瑜揭露和批判国民性，一以贯之，坚持不懈。
王春瑜的杂文，尖锐泼辣，饱蘸感情，嬉笑怒骂，激扬文字，但并不使人感到偏激。这是因为，他善于掌握杂文写作的“度”，即实事求是。明末清初的钱牧斋，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王春瑜论评钱牧斋，则谓：他作为明朝的大臣（官至礼部尚书），在清兵下江南时，率领弘光小朝廷的官员，向多铎投降，并派人四处张贴揭帖，号召百姓不要抵抗，免得化为齑粉云云。“实在是大节有亏。”王春瑜明确批评钱牧斋：“在这个涉及民族气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钱牧斋自污人格，过去、现在却都有人为他翻案。我看是完全徒劳的。”但是，王春瑜并不因此而对钱牧斋全盘抹煞。钱降清后，很快就辞去新朝的礼部右侍郎，读书、著述不辍；还曾极力营救抗清志土顾炎武，使顾炎武得以释放。“作为优秀的文学家、诗人、历史学家，事实上，他从来没有从历史上消失过，翻开任何一部明清文学史，不可能不述及他的文学成就”。（《我意独怜才》）如此评论钱牧斋，是实事求是的，符合钱牧斋的历史实际。再如，林昭烈士的思想和事迹，其觉醒程度远远超过张志新和遇罗克。在苏州灵岩山，为林昭立了碑，墓碑后刻有林昭写的一首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姹紫嫣红花，从知渲染难。”王春瑜从报上得知此事后，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所谓林昭写的这首诗，其实是对汪精卫写的《被逮口占》一诗的改写。“不管是林昭偶然记取此诗，随便写在纸上，还是有意‘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把这首诗刻在她的墓碑上，显然不妥。”“无论如何，把汪精卫的诗，误为林昭作，是不妥当的。林昭如地下有知，也肯定不安。”这也是实事求是，并不因为林昭是烈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而为林昭讳，为林昭墓碑树立者讳。如此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在《牛屋杂文》的全部杂文中。
学者型杂文家；持久不懈地揭露和批判国民性；评价人物和事件时实事求是，终于使王春瑜成了独树一帜的知名杂文家。如今王春瑜已七十五岁高龄，但他依然思维敏捷，创意多多。可以预期，他在今后还会写出更精彩的杂文来！
【原载2012年10月12日《湘声报·书与文》本刊有删节】
陈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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