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的时候,一位经济学教授讲过一个鲜花市场的故事,我记忆犹新。
他说在荷兰有一个全球最大的鲜花市场,叫阿斯米尔鲜花市场,有200个足球场大,还是室内的。我1997年在伦敦工作了半年,还专门找了个周末飞过去看了,确实非常壮观。
每天清晨,全欧洲的鲜花源源不断地从各国运来,到这里参加拍卖。上午九点,最先拍卖的花种是郁金香,荷兰的国花,然后是其他的花种。十点,全球鲜花市场的所有主要花种的价格全部确定,这些成千上万的鲜花随即开始被分装、打包,运往全球各地。
第二天,伦敦早上的八点,这些鲜花准时出现在伦敦街头。纽约早上八点,出现在纽约街头,东京早上八点,出现在东京街头。
这位教授问道,请问全世界有哪个伟大的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说,答案是没有。是谁完成了这样精致而又庞大的工程?是市场。
正是鲜花市场千千万万的参与者,是鲜花市场无形的手,他们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将鲜花送到最需要这些鲜花的地方,尽管远隔千山万水,各处不同时区,它一定会准确无误,绝不会搞错,不会在伦敦的八点送到纽约,也不会在纽约的八点送到东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可以和他争论,说这个说法完全忽略了政府的作用,没有政府,你怎么保证飞机准点起飞,怎么保证鲜花在街上不被人抢了?不错,这正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市场秩序,做社会的守夜人。当然,飞机之所以能够准点起飞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航空市场中无形的手的作用,但社会守夜人和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职责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作为新兴市场,我们的政府可以多做一点,做什么呢?除了维护市场秩序,还可以帮助建设市场,降低市场运行的成本,提高市场运行的效率,让无形的手更好地发挥作用,但绝不是去替代它发挥作用。
我们要把鲜花送到最需要这些鲜花的地方,需要一个鲜花的市场。同样,我们要把手中富余的资金送到中国经济最需要的地方,并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需要一个资本的市场。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实现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目前力所及的任何产品,电视、冰箱、洗衣机、汽车,等等,产量都是全球第一。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汽车。
20年以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当时对中国人来说,拥有一辆汽车是不可企及的梦想。但今年我有机会去了一趟贵州,发现贵阳街头堵车堵得不行,满街全是新车。我非常感慨,一个偏远城市,都开始需要摇号、限号了,这个变化是不可思议的。
我想这个变化的背后最核心的推手还是市场化,我们从农业市场化包产到户开始,扩展到轻工业、重工业,每一轮市场化都释放了无限的潜力。
但是,30年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增速放缓成为一个新的挑战。我们的GDP增速从2010年的12%一路下降,到今年大概是7.5%—7.6%。速度放缓是必然的,就像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一样,年轻的时候火力比较壮,到了中年以后就需要多加注意了。
但中国经济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最近厉以宁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中国经济的双重转型》,讲到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时也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世界上分别经历这样两个转型的国家很多,但是同时转型的可能只有中国一个,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再加上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高度的社会、地理和文化的多元性等因素,没有一定的增长和速度可能很难满足社会各种需求和保持稳定的。
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化地保增长,一个是印钱——这个方法的弊端是有可能带来通胀,一个是大规模刺激计划,会带来巨大的后遗症,延缓转型,这个大家都有共识。所以中国经济的政策目标,要在三个方向找到平衡,即保增长、抑通胀、促转型。
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兼顾三者,就是中央提出来的方针政策,拒绝短期经济刺激计划,构建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消除壁垒,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也就是说,改革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市场化的步伐将迈向新的领域,教育、医疗、土地,尤其是金融,释放出新的生产力,为走入瓶颈期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当然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同时,改革也需要设计深层次的激励机制,让改革变成可持续,当然这些是下一步需要推进的任务。
(作者系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执行院长)
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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