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光伏产业优势何在？

　　【提要】2013年年初国内光伏产业的倒闭潮和破产潮，在进入隆冬后一眨眼间仿佛成为过去。中国遭遇雾霾袭击，北京及华北地区多处城市PM2.5浓度“爆表”，中国面临空前的环境压力，如今，2013年已然结束，这是中国光伏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和环境挑战。

　　关键词：光伏产业

　　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太阳能光伏产业拥有“十大优势”，首先是战略优势、机遇优势—我们已经将薄膜化、柔性化定为战略发展方向，并且已经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企业；我们已经把握住了新能源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良机。

　　而“中国模式”独特的相对高效的体制和积极政策成为紧随其后的重要优势——2012年以来，中国光伏产业“山重水复疑无路”，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光伏产业得以“柳暗花明”，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战略、机遇与“中国模式”

　　作为一个在新能源领域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从业者，作为一个越来越坚信太阳能光伏产业光明前景的企业管理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演说家：向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介绍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战略发展，说服同行跟我一起走薄膜路线而不是晶硅路线，向公司的员工宣讲汉能的使命和从事该行业的重要意义……

　　在不同场合，我曾反复地向听众宣讲中国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十大优势”：战略优势、机遇优势；制度优势、政策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成本优势。

　　发展光伏产业，中国拥有十大优势：

　　战略优势：薄膜化、柔性化是光伏发展的方向和总趋势，而中国已经拥有了领先的技术和企业；

　　技术优势：汉能通过全球技术整合，使中国薄膜光伏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

　　市场优势：中国光伏市场已经启动，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光伏市场；

　　资金优势：中国民间资金充足，居民储蓄即将突破100万亿；

　　人才优势：除技术人才外，中国还拥有一批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优秀企业家；

　　产业优势：中国制造业实力雄厚；

　　成本优势：全球整合的技术优势与中国制造的有机结合；

　　制度优势：中国独特、相对高效的体制、体系；

　　政策优势：中国鼓励并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支持太阳能产业；

　　机遇优势：大规模替代时代已经来临，技术等关键条件均已具备，环境压力转变为动力。

　　中国赶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新能源革命正在用新能源替代日益枯竭的化石能源，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又决定了其他新能源方式不可能成为主流，只有太阳能光伏才能担负这一重任。这就是“机遇优势”。

　　关于战略优势，前文也有所论述：欧盟忙于应对经济危机，美国正在开发页岩气，它们或多或少都迷失了战略方向，日本、韩国等光伏新秀又各有各的局限，只有世界第一的光伏制造大国中国才具备战略上的领先优势。通过对多晶硅模式的整合升级，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薄膜化、柔性化是世界光伏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总趋势，而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拥有了领先的技术和企业。

　　关于市场和产业、技术与人才、资金与成本这三组中国光伏发展的优势条件，我在本章的后面几个部分将会详细阐述。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中国发展光伏产业的制度优势和政策优势。

　　制度优势是指中国独特、相对高效的体制、体系，政策优势是指中国政府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有效的政策。两者的背景都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归功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模式”，即以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保证经济增长以及宏观调控的发展模式。

　　西方有各种经济理论，但归纳起来就是两大派：一派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而是完全靠市场解决问题；一派不反对靠市场解决问题，但认为政府可以而且必须进行适当的干预，比如凯恩斯主义。抛开学术争论，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总是不可少的，只是如何干预的问题。美国摆脱1929年经济危机的阴影，被公认是罗斯福总统运用凯恩斯主义进行政府干预的结果。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总统一直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新能源革命需要政府加强引导，这一点毋庸置疑。

　　因为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中国模式”也受到一些质疑，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往往被视作强势政府。然而，强势只要发挥得当就是优势，况且“中国模式”首先也是市场的，然后才是政府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宏观调控安然度过了1993年的经济过热、1997年的内需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直保持着快速、持续发展的势头。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从“山重水复疑无路”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局势得以如此迅速地扭转，关键也是政府发挥了恰当的主导作用。

　　新能源革命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推进和一般的经济活动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恰当的引导，只是顺其自然地发展，要想实现突破将是很困难的。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体制优势与政策优势

　　中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模式”较易和新能源革命衔接。

　　2012年中国光伏产业“群体性危机”爆发时，许多人都将目光集中在了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上。有人认为，光伏产业产能过剩与一些地方政府“越位”有关，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深度介入和过度扶持造成了一哄而上；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与政府“缺位”有关，政府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缺乏相应的规划和引导，对中国光伏产业“两头在外”的隐患没有及早给予控制和指导。

　　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都没说到位，都没能真正理解中国独特的相对高效的体制优势。

　　在中国的能源领域，无论是一次能源还是二次能源，无论是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还是上市企业，大多是由国有资本控制的。有人认为这是能源革命的消极条件，事实上也是一个积极条件。国有制的实质是全民所有制，股东是全体人民。虽然它也应该争取更多的利润，但其根本宗旨应该是主导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保证国计民生。这样的能源经济实体，就其基本性质来说，不应该因为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新能源革命，而应该成为新能源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主力军。

　　从实际运作来看，国有企业的最终决策者是政府，它必须遵守并执行政府的政策和指令。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在电力输配、销售方面居垄断地位的国家电网在2012年10月26日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其动作之迅速和态度之积极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说，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特性为中国的新能源革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这就是中国的体制优势。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中国发展光伏产业的政策优势。政策是光伏革命的重要推动力。2011年11月，汉能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座谈，讨论如何在中国推进新能源革命。会议即将结束时，一位资深专家总结说：“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政策。”

　　一切项目在启动时都需要比运行正常后更多的动力，新能源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在概括欧洲光伏产业的发展时曾说，那里的光伏产业已经顺利度过了需要政策补贴的“出生期”，进入了市场运行的“成长期”。中国的光伏产业正在由“出生期”向“成长期”过渡，国家政策的推动力仍然十分重要。

　　目前，中国的光伏产业犹如一辆正在爬坡的汽车，由于坡度很大，仅凭汽车自身的马力一时很难开上去。这时就需要坐车的人帮助推一把。把汽车推上平坦的大道，推车的人也可以享受坐车的好处了。政府利用政策为光伏这辆正在爬坡的“汽车”提供动力，最终也可以享受它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

　　所谓政策到位，并不是简单地制定某一项政策，而是解决一系列问题，建立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政策系统。譬如，如何充分发挥财政杠杆、税收杠杆、价格杠杆的作用，保障产业的良性发展？如何确定政策导向的重点内容，使生产环节、建设环节、使用环节都有序开展？如何深化电力系统改革、推动发电和上网的关系，使新旧能源企业实现无缝衔接？

　　可喜的是，在推进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大规模上网，特别是分布式电站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电力系统的改革已经迈出了不小的步伐，许多业内人士已经开始重视“智能电网”的发展趋势，许多试点区域的光伏发电企业也已经开始尝试与国家电网合并，这都是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政策优势。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通过政策，以改革促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政府在领导新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最见功力、最不可替代、最见领导艺术的领域。

　　中国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整体国策也是光伏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2012年不仅是光伏产业的受挫之年，也是中国实体经济整体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一年。中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直到9月才因国家稳增长政策效应显现而扭亏为盈。因此，政府在此时出台各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意义非同一般。

　　综合中央近期态度和专家学者的观点，2013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突出结构调整、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着力扩大内需、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加宽松的环境、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为重要着力点。

　　此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一提法淡化了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更强调增长的质量问题，而增长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体经济能否健康发展。

　　◎ 李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