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大及不害怕

　　日前，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在对上千名局处级干部进行廉政教育时感慨道：“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权力是有风险的，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并有数据为证，2012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四千六百九十八人，而当年矿难死亡人数为一千五百人以内。

　　其实这事儿不用周文彰院长亲自讲，前五年连引车卖浆之人都知道了。当官别说比矿难风险高，就算比贩毒的“灾难”都大，人们也照样奋不顾身，风险何所惧，只怕没机会。

　　老夫今年六十岁，目睹官场四十年，远的不说，就我经历的五个单位，近千名以上的科级、数百名处级、几十位厅级官员，就没一位因为恐惧官场风险大，主动辞官不敢做的。倒是数千名科员天天像农民盼下雨一样地盼着“下令”--啥时候才能把自己提拔起来。

　　人在做官之前，都相信自己能管住自己，守住底线，坐怀不乱。可当上官之后，能管住自己就等于矿主管住了矿难，太难了。没有哪座矿山没遭遇过矿难，没有哪个县没出过贪官。就连我那地处祖国神经末梢地带的少数民族边疆的老家--内蒙古兴安盟，这十年倒下去的处级以上的官员，也超过了那个地区境内的矿难人亡总和，甚至超过被处决的贩毒分子。那些“遇难”的官员躲过了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运动，就是没扛过如酸雨一样的腐败的侵蚀。

　　民谚曰：“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都说贪官落马掉了泪，心死后了悔。这话我不信，假设再给这些贪官一次从政的机会，谁相信他们会拒绝？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话用在官场不灵。别说经济问题的风险吓不回去人们的官瘾，就是给他扣上叛徒、汉奸、反党反社会主义莫须有的政治的大帽子，人们照样不怕，就是要当官。老夫早些年说过，人的官瘾远比毒瘾大，毒瘾不是人人都有，官瘾则无一例外（包括少年儿童）。

　　如今做官的待遇在降低，公款被管得严了，特别是做个副职的官员，日子不会再流油了，可仍不见奔官去的热乎劲儿降温。看看今年报考公务员与录取的比例就知道了，比科举时代的考状元难多了。国人从来不嫌弃做官清贫，连占山为王的宋江、座山雕都想进入体制内，有个组织给的官衔。更何况我们历朝历代什么时候亏过当官的？哪个官员也没官不聊生过呀。连个一村之长即便不是一个村的首富，起码是“二富”。

　　其实，人们想当官并不是什么坏事，就连西方那些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官员们，即使没有经济上贪腐的机会，大家不也为竞选官位争得冒烟咕咚吗？有人宁愿不挣钱也要当市长、当总统，可见，官位真有让人着魔的力量。名誉和权威，是实现人的自我、比钱还能让人有满足感的“精神金币”。

　　为了保护好官员从政没风险，让官员为人民服务时就像孺子牛一般，就必须向农民学习。农民都知道，自由散放的老牛个个都是蛮霸的家伙，它们不仅威胁着别人的安全，自身也在风险中，豺狼虎豹觊觎着它们，种田的农民也时时刻刻提防着这些散放的家伙祸害他们的庄稼。只有那些被穿上缰绳的老牛，缰绳握在农民的手中，它才会为人民服务，对别人、对自己都没了风险。

　　道理并不复杂，办法也不是没有，就是看我们的顶层设计者愿意不愿意让人们给官员的公权系上制度的缰绳了。

　　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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