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本位”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汽车称之为“轿车”的国度，可见“轿本位”影响之深远。

　　国人离不开轿子，无论坐轿的人还是抬轿的人。

　　轿子是中国文化最传神的物化，人被分为人上人和人下人，即坐轿的人和抬轿的人，或者说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坐轿是一件作威作福的乐事，抬轿却是体力加技巧的苦活。试想，三十二人抬的大轿里放一碗水，走出数里水不洒一滴，那是怎样的劲头和技巧，这或许也只有久经权力“考验”的国人才能做到。

　　从文化上来说，轿子充分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阴暗的权力快感。轿子是传统权力社会不平等的最大标志物，传递着权贵与庶民的不同。天朝的轿制是知县两人抬，总督八人抬，皇帝十六人抬，皇帝死了要一百二十八人抬。天国的轿制是洪秀全六十四人抬，杨秀清四十八人抬。被权力奴役的“普通老百姓”无论多么有钱，只能坐四人抬或两人抬的普通黑色轿子。可以说，轿子充分体现了权力体制的森严与恐怖。

　　轿本位最大的悲哀之处，不在于坐轿之人，而是抬轿之人。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造访没有皇帝的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讲学九个月，回国之后在英国各大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看法的文章并出版《中国问题》一书。在《中国人的性格》一文中写到自己第一次坐上轿子的经历：“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几个人坐在轿子里，被抬过山丘，道路崎岖难行，轿夫非常的辛苦。到了山顶后，我们停下来十分钟，让他们休息一会儿。轿夫们立刻并排坐下来了，抽出他们的烟袋来，又说又笑，好像一点忧愁都没有似的。”罗素信仰自由平等，刚乘坐人力轿子时，他内心充满极度的不安。这些高高兴兴抬着别人走的轿夫令他迷惑不解，可是在热爱金钱和敬仰权力的国人看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每个人都是等级社会金字塔的一部分，奴役别人或被人奴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人应各安天命，知足者常乐。

　　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也曾提及罗素乘坐轿子的事：“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抬轿之人奴隶的嘴脸让人痛苦，感同悲哀。“这文明，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

　　中国同样也不缺乏“轿本位”的觉醒者，且是坐轿之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如此，且不说他虽没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如此的高度，但他对公车腐败的公开宣战为后人树立了标杆。据《明史》记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朱元璋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朱元璋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将目光拉回到今天，韩国的官车改革也值得借鉴。有媒体报道：“首尔市政府过去官车众多，就连各课室（处级）都配备，仅司机就多达一百五十人。为改变这一状况，市政府根据《官用车辆管理规则》，把官车数量一下子砍到只剩四辆。这四辆官车的分配情况是，市长一辆，三位副市长各一辆。四辆官车的任务是确保市级领导各种公务活动的交通所需及其上下班的接送。官车绝不许任何人私用，在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官车必须返回市政府并登记就位。如果没有紧要公务的话，首尔市市长也经常乘地铁上班。在首尔，官车无任何特权，牌照与普通车辆无异。交警对官车也没有优待，司机一旦违章照样受罚。另外，韩国的官车都是国产车，排气量为两千毫升以下。市级领导退休后，不享受官车待遇，政府也不会为其配备任何车辆。”

　　自从轿子出现以后，通过压迫他人获得舒适感的轿子一次次将权力的垄断者抬进坟墓，但国人仍然离不开轿子，无论坐轿的人还是抬轿的人。

　　高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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