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的张艺谋与邓吉元

　　张艺谋因超生被媒体围剿并引发了“生育权”与“违法权”之间的争议。张艺谋愿意生几个孩子是他和陈婷自己的事情，大可坦坦荡荡。作为公民的张艺谋对“计生政策”有意见，应该公开表达，推动国家制度的调整，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享受特权。特别是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张艺谋有渠道、有能力参与到国家制度的调整与变革中。

　　每年全国“两会”诸多关于“计生政策”的议案提案，说明“计生政策”的确存在很多需要调整的空间。连续十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艺谋，在此问题上不作为，自己却偷偷摸摸生了一连串，是否印证了一句话：“他从来不控制自己的性欲，却要求人民控制自己的生育”？

　　透过法律的修订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动作，无论是否成功，只要你在行动就是建设法治社会。从这个层面上看，张艺谋的行为显然是反法治的。

　　有人把张艺谋和杨支柱类比，认为这是“公民抗命”，应该得到社会的支持。公民抗命是什么？从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主动承担违反不合理的法律的后果，让更多的人看到法律的荒唐之处。如是“公民抗命”，张艺谋应该和杨支柱一样正大光明地生育，正大光明地接受处罚，正大光明地反对，而他没有这么做。他偷偷摸摸地生孩子，偷偷摸摸地上学，再偷偷摸摸地上户口，完成这一连串普通人难以完成的高难度动作，依靠的不是抗命，而是特权。

　　名人有能力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左右社会的监督机制，这是任何一个现代社会都要面对的问题。把名人利用特权违法转化为“公民”抗命，媒体与公众需要对此有足够的警惕和注意。

　　超生也好，黑户也好，征收社会抚养费也好，所有人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忘记了孩子的感受，是谁剥夺了孩子的基本权利？对于普通人家，超生和黑户的孩子自出生起便不能享受正常公民拥有的各项权利，甚至到成年也不能做户口登记，不能自由迁徙，不能住宾馆，不能出国离开这里。这样的黑户孩子，我见过年龄最大的已经三十二岁了。

　　一个孩子的父亲，上街要和孩子拉开两百米的距离；一个孩子在大街上奔向父亲，父亲却把他推开。这样的生活不知道张艺谋有没有想过拍成电影，这最不人性的一幕，应该算在“计划生育”的头上，还是应该记在“国际知名导演”自己名下？张艺谋把这些丧失人性的画面化着苦水倒给电视观众的时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父亲邓吉元。

　　邓吉元和张艺谋同为陕西老乡，他为了给自己那七个半月被强行引产的孩子讨说法，在大雨之夜穿越秦岭，跋涉三天三夜，最终跑到北京。当地政府派人在邓吉元家门口打出“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的横幅示威。

　　邓吉元因为超生，踏上了“卖国”之路；张艺谋因为超生，站在了“爱国”的高地。张艺谋工作室说：张艺谋退掉绿卡，不移民，为的是让孩子成为中国人，张艺谋很爱国。

　　就这样，我们的生活总被权势者涂抹得荒诞而有新意，一个不敢为自己的孩子说话的大人物，一个拒绝和自己的孩子在大街上拥抱的全国政协委员，一个连人间至亲之情也不顾的“艺术家”，突然就演变成了爱国的高尚人士。

　　无锡市计生委对张艺谋开出了七百八十四万元的罚单，三个“葫芦娃”正式“在册”；而邓吉元却因为没有及时送上四万元的罚款，导致七个半月的胎儿永远落地。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有钱的人可以随便生育，而低收入人群只能胎儿落地，即便侥幸逃脱，也只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黑人”。至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更是尽显荒唐，“以人定罚”，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司法先例。

　　才让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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