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高房价及春运大潮

　　艰辛漫长的城镇化进程

　　1月20日，安徽省资江县一名九岁的留守儿童小林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令人震惊的是他死于自缢，还留下遗言说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因为他得不到父母的亲情。网上的不少人这时候都迁怒于他狠心的父母，实际上他的父母也是被命运捉弄的苦命人，他们狠心地远离子女，是这个时代迅速变脸所造成的结果。城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让小林的父母背井离乡，离开故乡栖身大都市玩命打拼。这个人数庞大的阶层据统计有中国总人口的近两成，这让中国的城镇化大潮来势汹汹，降临得叫人猝不及防。

　　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师们工作日程表上的一个进度成果，更不应当被看作是学者们在桌面上描绘未来的美丽蓝图，它还包含了更多身为农民的亿万国人的迷茫和憧憬，我们都应当为城镇化这个大潮首当其冲者想想，因为城镇化意味着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的生活方式的极速转变，没有人有能力预先为这个巨变准备好妥善的预案，也不会想到过程中会出现让那个留守儿童陷入极端痛苦的各种社会因素。

　　我们曾经为“深圳速度”而自豪过，我们也为上海的腾飞兴奋不已，30多年来深圳和上海神话般的繁荣以及我们的高铁超越世界水准的辉煌背后，都有多少个小林的父兄那样的劳动者背井离乡的艰辛身影，他们抛弃了祖辈的生活方式，来到城市打工，命运却没有为他们安排好相应的生活环境，也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他们的各种权益，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没有法律条文规定他们付出多少劳动才能将身份转化成为市民，而得到市民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更是他们不能奢望的。

　　农民工来到城市里，起初被看作是零散的自发的个人行为，是改革开放之初各类民营中小企业劳动力的重要来源。那时，农民工不是国营企业和机关单位可以随便招聘的对象，因此那些城市里最不招人待见的岗位就成了农民工的“肥缺”，而这样“低级岗位”的收入一般也是最低的，能住上集体宿舍的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只能在城市边缘地带或城里的地下室里栖身，小林父母那样的低技术含量的打工者根本不可能把子女带在身边。他们只好把年幼的子女和上了年纪的老人留在故乡，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家庭是残缺的，幼童们应当得到的亲情和有质量的教育都没有了保障。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悲剧，虽不是普遍现象，但只要发生了一例就应当引起社会多方面的充分关注，我们要想方设法不让它再次发生。人们最近才注意到，不光是留守儿童，还有留守老人也很值得关注和同情。现在全国的留守老人有5000万，他们没有养老金，对他们的供养，原先的制度安排是“养儿防老”和农村的“五保户”制度，现在形势变了，儿女在千里之外的地方打工，根本没有办法照顾老人。“常回家看看”只是个良好的愿望和好听的歌词，在实际生活中却悬在空中无法落实。

　　城镇化的难度远在人们的意料之外，那些先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都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得好的，也有一直没有进展的。发达国家，如英美法德日意，利用先行之便走了捷径，用转移低端产业的方法把因城市膨胀造成的贫民窟问题化解掉了，后进的市场经济国家则得根据自己的国情设计不同的规划应付城镇化带来的问题。解决得好一点的是巴西，用一个庞大的工程--迁都，解决了这个国家城镇化的很大一部分问题，为拥挤不堪的前首都里约热内卢腾出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为该市和周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解决得不好的例子是印度。以孟买为例，二战以后孟买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印度的政府（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熟视无睹，前不久一部纪录片揭示了这个问题。孟买周边有许多贫民窟，达拉维是其中较大的一个，它从70年前成型以来，就在疾病、肮脏中存在着，只有三成地方有下水道，平均50多人共用一座厕所，学校与寺庙共用一个巨大的顶棚，中间没有隔墙，老鼠遍地游荡。

　　我们应当从上述例证中汲取经验教训，找出更好的办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以为，巴西的经验很适合我们借鉴，把中国的行政功能从北京分离出去，这样至少能用较少的付出解决很大的现实问题。

　　难以撼动的高房价

　　随着社会变革规模的扩展，成千上万乃至上亿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和生活，城市开始变得不堪重负。两亿多原先农村的人口希望能得到他们工作城市的居民身份，使得原来为全国三亿城市居民建立的福利机构和设施不堪其负，城市的财政资源也将面临不小的漏洞。尤其是北京上海这样行政资源经济资源集中的特大城市，成为想涌进城市的农民工大军的首选。如果有一线希望，人们都会不惜重金“购买”北京上海的户口，以改变自己和家人的身份和地位。有人说“移民北京或上海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移民美国加拿大”，细想起来不无道理。

　　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里的居民收入的提高，让北京和上海的房价实现了“超英赶美”。北京上海的房价从十三年前开始的“腾飞”让人们瞠目结舌。如果以2000年北京房价为基数，到2013年大约每年都增加了一个基数。市政府本来就缺乏有远见的资政为其提供有效的咨询，在加上不少经济“砖家”们的七嘴八舌，以为只要政府出个政策、下个文件就能有效遏制房价，结果，文件发了无数，政策出台的一堆，北京房价还是一路高歌猛进，十年前有谁能想到北京市区的房子最高竟能卖到十万元一平米。没有哪个行业的利润率能达到这个理想的高度。除了开发商挣个钵满盆满，但是总也比不了政府因为卖地所得到的收益多。政府又把这些收入用来改善城市建设，这就更提升了城市的现代化水准，反过来更加剧了非北京人口涌向北京城的欲望。由此让北京市政府想尽办法应付局面，但是在这个方面，北京市政府的做法很没成效。

　　有人笑称北京人最富于“创新”，发明了好多种房子：什么廉租房、公租房、回迁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自住商品房……，这些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的人们，他们怎么就想不到如果每多一类房屋都有一套相应的管理制度进行管理，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检查制度、惩戒方法、重新分配的公平执法等等，这就会造成行政事务的工作量成几何级数的增长，那需要增加多少机构和人员，这些制度本身就会成为相互“打架”的荆棘窝子，因为这些制度的随机性很大，相互间互不照应，没有坚实的共同的法律基础，问题出现时乱象丛生。更不要说执行过程中的寻租、暗箱操作和违法乱纪了，每多一个环节就多一套班子，如此“创新”下去，简直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瞎指挥的翻版。还是把应当由市场决定的都归还给市场吧，让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是改革开放唯一的正确方向。北京市政府早该停止那种扬汤止沸的笨拙施政作为了。

　　我们曾经在50年代与大自然对着干过，结果弄得几年后连粮食都不够吃的了；现在我们又要跟市场规律对着干，那结果肯定也不会如愿以偿的。价格是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政府“那只手”的搅动看似理性，实际上只会造成资源的更多浪费，如果不是想趁乱多多地捞上一把（增加各种名目的税费），还是把限购、限售、限价之类的繁杂规定都撤销了吧，收回伸向市场那只不负责任的“有形之手”。

　　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

　　需求决定价格，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高房价既然难以撼动，那么在北京没有住房的打工阶层就无法割断故乡的联系，这样一到春节，打工者们还要回到故乡与分离一年的亲人团聚，以维系自己的家庭和亲情。

　　于是一年一度的返乡大潮越来越壮观，成为世界上空前规模的周期性人口流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是从顶层设计开始的，不是事前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工程，而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权宜之计，走不通了再变一个走法试试，俗称“摸石头过河”。这样渐进式的改革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必然导致作为劳动大军的农民工和作为流动人口的“新市民”身份的无序叠加，这就不但造成城市管理上的混乱，也给当事人的农民工带来极大的生活不便，甚至使农民工群体中的极少数不良分子变成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犯罪分子。

　　30年来城市居民在改革开放初期争取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新兴起的市场竞争中占尽了先机，而农村中大量富余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化就成了巨大的压力。此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均由此而生。刚刚过去的春运大潮想想都害怕。买票要隔夜排队，上车要有爬窗子的本事，或者要开着摩托车在凛冽的寒风雨雪里驾驶上千里的路程。这都是因为上面两个因素--既要城镇化，又无法承受高房价--造成的。

　　杜甫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其实，今天虽然城里的房子盖了不止千万间，几亿套的房子也不是为寒士们预备的。而人们对提高生活水准的欲求永远不会停滞于一个标准上，改革开放虽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人们会为奔向更高的水准而你追我赶，永无止境。根本解决的方法存在于社会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中，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如此，最难和最根本的是改变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一个永远也绕不过去的课题。如果北京能把集中在中央一级的财权和事权转移给30多个省级中心城市，肯定能为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提供很有利的条件。战时和贫穷时期需要集中权力，和平时期和富裕以后需要分散权力，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经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文/高续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