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鳞西爪

　　袁隆平的“怪论”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央视访谈节目中发了一通怪论，说他招收研究生喜欢自由散漫的，而不喜欢那些循规蹈矩的。循规蹈矩的人缺少创造性，而那些平时自由散漫的人，不墨守成规，富有想像力，容易产生创见，以至有所发明创造。他还夫子自道，他上大学、做研究时，就很有些自由散漫，率性而行。

　　怪论不怪。自由散漫，历来被当作一个人的缺点、短处，招致非议，但在袁隆平看来，它是个好东西，是具有创造力的表现。科学家的眼光与众不同。想想也对，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者，去从政、混官场，较为合适，因为那儿不宜有创见，也不怕平庸；但让他们去搞科学研究，那就捉襟见肘了。可自由散漫、乐于想象者，正适合去做研究、搞科学，因为这里就需要特立独行，别出心裁。一味循规蹈矩，就永远超不过书本和老师。看来，不同的行当需要不同性格、气质的人。不拘一格育人才，就得摈弃那些陈规陋习，自由散漫不能当成压制人才的借口。科学与民主、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充分自由的环境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创造力。袁隆平的成功证明，自由是科学发明之母。

　　医院岂能像衙门

　　前些时候因病住院，在一家省级大医院待了二十多天。无意中发现，它的组织机构设置，竟与党政机关差不多，令我觉得很意外。该院共设有处级机构二十八个，其中属于医疗业务部门的仅七个，而行政事务部门多达二十一个，行政化倾向严重！除了党委办、院长办，还有人事处、计财处、纪监室、保卫处、信息处、科技处、教育处、资产处、审计处、工会、团委，甚至还设立了基建办、宣传办、离退休办、西扩工程办、公费医保办、干部保健办等机构。各个机构都有处长、副处长，主任、副主任，科长、副科长，一大堆“医官”由之而生。这样的机构设置，像不像个衙门？

　　不只是大学要去行政化，大医院同样要去行政化，从组织结构上加以整改。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医院与党政机关性质不同，岂能在组织结构上雷同？公办医院“姓公”，但医院毕竟不是衙门，两者的组织机构怎能用一个模式呢？眼下，老百姓对医院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颇有微词，医患关系也趋于紧张，其中的深层次原因，组织机构的行政化、医院里“医官”太多，算不算一个？

　　贫富悬殊的三大球

　　三大球里，足球最富，篮球次之，排球最穷。从俱乐部的投入到球员、裁判的收入，均如此。可论国家队的水平、成绩，恰好倒过来，排球居前，篮球列次，足球特别是男足最臭。2013年体坛财富榜，郑智领衔的“恒大帮”有七人上榜，年收入达一千三百万至一千九百万，但中国男足连巴西奥运会的入场券都拿不到，只能苦苦在亚洲挣扎。恒大老板猛烧钱、登顶亚冠联赛，可地球人全明白，它仰仗的是三杆“洋枪”，靠咱们那几门“土炮”，没门！

　　一样踢足球，男女不一样。男球员的收入高得离谱，而女球员就可怜了，月收入三五千元，最少的仅两千元，男女球员的收入差距超过六百倍！贫富悬殊、天差地别，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女足、女排球员的贫困化，使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今后怎么去打翻身仗？中国足球的“假、赌、黑”，臭名昭彰，虽经整治，但改观有限。尤叫人不安的是，CBA有步中超腐败后尘的苗头。显证之一，央视篮球评论员苏群公开宣称，十几家篮球俱乐部用来收买裁判的贿金至少三千万。这不就是一封实名举报信吗？纪检监察机关也该打打这些“苍蝇”吧？贫富悬殊、腐败横行，教育、体育两张皮，校园足球、篮球、排球不振兴，中国的三大球只能陷于沉沦。要把三大球搞上去，反腐败这步棋在当下非先行不可。

　　改口不如改本

　　对中国官员的称呼，从老百姓到官员自身，不少人叫惯、听惯了“父母官”。《现代快报》首席评论员伍里川日前著文，说“该把‘父母官’的称呼扔掉了”，“父母官”的称呼必须“叫停”。其意可嘉，惜乎皮毛，未能触及问题本质。

　　“父母官”绝不只是个称呼问题。在它的背后，有强大的官本位体制、机制在作支撑。“父母官”之说，也不是说“扔掉”就能扔掉，说“叫停”即能叫停的。官员权力的来源、运作、制衡、监督等实质性问题尚未真正解决，改个称呼，叫“公仆”、“同志”、“勤务员”之类，听起来美妙，但没有实际意义。社会的官本位不“叫停”、不改革，天天叫“公仆”也没用！社会现实一再表明，改口容易改本难，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唱唱高调，并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所以，改口不如改本，要对方方面面的官本位弊端进行实实在在的改革。我们与其在官员称呼上做文章，倒不如在约束、制衡、监督官员手中的权力上多出些实招。当下许多事情，坏就坏在说一丈干一寸，甚或只说不干上。不知伍里川先生以为然否？

　　【原载2014年4月4日《湘声报·专栏》】

　　乐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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