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鲁迅

　　鲁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就是说，直到此十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我们今天褒贬前贤多是着眼于他们的言行，很少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出发，了解其言行背景。事实上知人论世会使我们更能理解前人也能理解自身。

　　鲁迅的生存和心理状态是今人少有提及的，得益于陈明远等学者们的研究，我们今天大概知道鲁迅一生的收入状况。

　　十年前的一项研究表明，鲁迅在参加工作直至去世的24年间，共收入12万圆左右，相当于400多万人民币，即有着年均17万元人民币、月均9000—20000元的收入；如果用今天的购买力算，大概相当于1000多万人民币，即年均50万元……这笔收入，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上广的高级白领的收入。

　　可以说，鲁迅的收入不算低。有人因此认为，“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人们对鲁迅的印象也是，他虽然朴素，但生活起来也是相当享受的：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佣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雇有两个女佣，晚年经常带全家乘出租车看电影、赴宴席……

　　鲁迅被一些人认为是文人成功的典范，他生活的精致细节给人突出的印象。一是饮食讲究，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宽敞，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鲁迅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

　　但如果仅仅把鲁迅看作是成功人士，这会妨碍我们对他的认知，这甚至是一种误解。事实上，鲁迅终生未脱生存的压力；跟今天年收入30万—50万左右的白领阶层一样，鲁迅的不安全感是实实在在的。这既跟他的家庭背景有关，也跟他后来的体制生存和体制外生存方式有关。

　　“公务员”鲁迅

　　鲁迅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父亲的病使他尝尽世态炎凉。直到晚年，鲁迅还回顾说：“契诃夫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1912年，31岁的鲁迅进入教育部做“公务员”，开始领薪水，但只能领到半薪，当年收入1100元。第二年，工资上涨，但也只能领到九成薪水，全年计2586元。第三年，仍未领全薪水，全年收入3146元。随后几年多为3000多元的年收入。1918年，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但属于同人刊物，没有收入。

　　1920年，鲁迅年收入2640元，较前几年为少，因教育部拖欠三个月薪水。这一年鲁迅开始在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任兼职讲师，尽管开始不计报酬，但总算在工薪收入外有了讲课费。1921年，鲁迅年收入2578元，其中讲课费88元。1922年收入不详。1923年，鲁迅年收入2304元，其中稿费69元，讲课费141元，这一年，鲁迅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是一个转折年，这一年鲁迅年收入2600多元。教育部薪水3600元，鲁迅领到手的只有1095元，其他稿费700多元，讲课费800多元。工作12年之久的鲁迅，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超过了公职收入。1925年，鲁迅的年收入2800多元，这一年的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开始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最多的时候，鲁迅到八所学校兼课。

　　我们由此可知，鲁迅的收入虽然不算低，但设身处地的想，他也并不轻松，否则他不会到处兼课。一个民国体制中的公务员的辛酸，鲁迅都经历了。

　　“下海”挣钱

　　一个参加工作十几年的老“公务员”仍未获得“财务自由”，这才是真实的鲁迅。此外，为了生计，鲁迅还多次借债。

　　有人说鲁迅“跑着去领工资”，当年的报纸还说鲁迅为“索薪”参加游行被警察打落了“门牙”，由此可见当时的公务员也得为自己的利益“维权”。到1926年时，鲁迅还在给人写信说，想多“弄几文钱，以助家用”。

　　鲁迅的诸多名文都是在这种心境里产生的。1923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中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因此，我们能够想见鲁迅的特殊性。跟民国众多的学者教授不同，鲁迅对经济、生计的敏感是异乎寻常的。作为长子的压力，作为公务员的束缚，他活得并不舒展。他一直生活在紧张、纠结之中，直到1926年，他还在为跳槽患得患失，这一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广州，就是为了多挣钱。

　　自1927年秋天起，鲁迅决意脱离体制，他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有学者认为，鲁迅之所以如此是基于战斗的需要。这其实也是高看了鲁迅，他只是一个完全靠自己打拼的文人。

　　师友们对他的帮助确实也开始见效，如蔡元培的介入，使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共计14700圆，折合黄金490两。这些稳定的收入使鲁迅终于有了最后十年的较为稳定的生活。

　　1927年，鲁迅年收入3700多元，超过了北京生活时期。1928年，鲁迅年收入5900多元，其中一大半来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收入。1929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合人民币约100多万元），其中一大半来自他跟自己的学生老板李小峰打官司追回的版税，据郁达夫说，总数应两万元之巨。1930年，鲁迅年收入15000多元；1931年8900多元；1932年4200多元；1933年1万多元；1934年5600多元；1935年，收入5600多元……

　　也就是说，鲁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观。就是说，直到此十年，鲁迅才算有了“财务自由”。

　　劳于钱不困于钱

　　鲁迅一生受气，其中多有跟钱相关。直到临去世前几年，他还在跟学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税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临去世前四年，国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约撰述员费用……这些事件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

　　难怪鲁迅感慨，“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鲁迅是强大的。他虽然为钱操心，但仍不遗余力地行非常之举。他对亲友、对年轻人、对陌生人的帮助是多样的。其中，他出资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代其联系出版，垫付了230元的制版费，当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

　　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阿累在书店里捧读《毁灭》爱不释手，鲁迅得知他的钱不够，问他：“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阿累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我们从生计的角度看鲁迅，或者更能理解鲁迅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们一样，为生计所苦，承受了一个现代中国国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从当时到现在，他丰沛的文字才感动了一代代在中国生活中挣扎并收获的心灵。

　　文|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