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员那桐的滋润生活

　　在动荡的政治大背景下敛财投资，成为京城巨富，那桐的生活水平是曾国藩等普通汉族京官无论如何难以达到的。

　　明清两代，当京官的，通常都很穷。不过也有一些京官，活得特别滋润。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晚清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对当时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论其政绩，只来看一看他的经济生活。

　　满旗才子

　　那桐乃内务府镶黄旗满洲人，姓叶赫那拉氏，咸丰六年（1856）生于北京。他的家族是内务府世家，家资丰厚。不过和大部分内务府纨绔子弟不同，他自幼肯于读书，并且取得了举人功名，这在满人中算得上相当难得，所以被人称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又颇有办事才干，在满族官员当中属于一位“能员”，所以升迁之路相当顺遂。

　　那桐留下了一部日记，读这本日记，我们发现，从青年时代起，那桐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奢华。那桐的住宅位于金鱼胡同，是一座豪华宅邸，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25亩之多，房屋约300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

　　《那桐日记》起自光绪十六年。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他共有19天赴宴或者在家宴请别人，“约晚饮”、“到同兴楼小食”、“赴福寿堂之约”、“赴九九园消寒九集”、“到福全馆晚饭，谈崇文门公事”……名目繁多，经常子正才归。

　　除了日常锦衣玉食外，“那家爱听戏，经常一唱就是一整天，甚或连唱几天。那家花园经常举办各种演出，京戏名角大都是那家的常客。”

　　在晚清时代，能不能玩得起“西洋玩艺儿”是一个家庭是否有实力的重要标志。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来自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那桐的特殊出身。那桐出身内务府，家底本来就很厚。

　　肥差大员

　　第二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那桐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且多次署肥缺。

　　中举之前，那桐因为精明能干，就经常被派一些临时性职务，比如“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 “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虽然都是临时充任，但这些皇家庆典，例来开支浩大，承办人员扯虎皮做大旗，可钻的空子极多。

　　甚至修办光绪朝《大清会典》这类看起来没什么油水的工程，也有很大闪展腾挪空间。光绪二十五年，那桐任《大清会典》馆提调官，事毕将工程用剩下的六万两白银交还朝廷，得到慈禧太后的专旨表彰，说他“奉公洁已，办事认真” 这件“小事”能引起最高层的注意，说明这六万两如果想法分掉，才更符合那时官场之惯例。

　　那桐长期担任户部职务。户部的职掌均与经济财政相关，户部官员的公开收入名正言顺地高于其他部门：“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那桐长期任职户部，到底获得多少收入未见记载，不过他自光绪十一年至十九年在钱法堂当差，做到主事。十一年起在捐纳房当差，光绪十八年任总办，直至光绪二十四年。这几个地方都是极有油水的所在。此外他还在贵州司掌过印。那桐为人，并不在意清节，反而是贪名久著，正如摄政王载沣的胞弟载涛在回忆录中说“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只认得钱”，“亦是著名的大贪污者”，所以在户部期间，他的收入应该就已经不菲。

　　那桐还出任过一些著名的肥缺。

　　第一个肥缺，就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

　　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就像时人所评：“三库蠹弊，以银库为最甚。”道光二十三年，银库发生库吏盗银案，清查时发现银库短少或被盗的库平银竟至925万两以上。显然这并非一时所为，而是历朝累积的结果。

　　除去“盗银案”这样赤裸裸的偷窃行为不说，银库之所以水深，还因为在银两出入库的过程当中，银库官员可以制造大量的受贿机会。按规定，各省送到北京的银子，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入库，但是要想顺利入库，就必须花钱行贿。至于银两发放之时，各衙门领到银两的成色，库员也可上下其手，“有无向银库行贿就成为他们是否能得到足色库平银的重要基础”。

　　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五千两，除此之外到底有多少灰色收入，他当然不可能透露。不过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统计七万二千余金。

　　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趿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做过的另一类肥缺是“派充左翼税务委员”、“崇文门正监督”等税收官员。这也是著名的肥缺。

　　清代税关官员都是肥缺，崇文门税关更是肥中之肥。崇文门税关处于万方辐凑的京师，商贾往来频繁，征税总额巨大，此关的税务官员和胥吏很容易暴富。清代巨贪和珅之发家致富，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担任崇文门监督。那桐担任这些职务的具体收入不得而知，但从他一生行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洁身自好。

　　京城巨富

　　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的经营活动中，获利最丰的当属当铺。清代皇族和大员热衷于开典当业，这是因为开当铺税收少，获利丰厚。据夏仁虎记载：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

　　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物，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所以，虽然国难重重，但因那桐经济实力雄厚，人际关系广泛，性格开朗乐观，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

　　看《那桐日记》90万言中，最频繁的记载是家居生活、饮宴应酬、礼尚往来的繁忙和享受。不论年岁如何，每逢年节，那家肯定会举办各种频繁奢华的饮宴聚会。甚至国难临头之际，遇到红白喜事也从未草率行事，各种喜分、奠分一丝不苟。

　　综上所述，那桐是京官中优裕派的典型。清代优待满族的特殊政策，内务府出身的背景和屡署肥缺，使他拥有了雄厚的家底。而善于理财投资的天赋，“贪财好利”和开朗圆滑的个性，推动他在动荡的政治大背景下敛财投资，成为京城巨富，其生活水平是曾国藩等普通汉族京官无论如何难以达到的。

　　文|张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