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翌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个时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启蒙圣经，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功莫大焉。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学生。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孙中山得知消息，甚为激动，干脆写信给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拖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五四”冲击波也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郑振铎还特意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运动爆发时，适逢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访问。1919年6月20日，他从北京给女儿写信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杨琴摘自《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