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

  • 来源:视野
  • 关键字:少年
  • 发布时间:2010-05-07 10:07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翌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个时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启蒙圣经,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功莫大焉。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刊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学生。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孙中山得知消息,甚为激动,干脆写信给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拖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五四”冲击波也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郑振铎还特意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运动爆发时,适逢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访问。1919年6月20日,他从北京给女儿写信说:“要使我们国家14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杨琴摘自《燕赵都市报》)

……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
阅读完整内容请先登录:
帐户: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