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校花清华才女赵萝蕤

　　赵萝蕤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唯一的女儿，也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她的丈夫陈梦家是一个集诗歌、古史学、古文字学、青铜器鉴赏和明代家具鉴藏于一身的大家。著名学者钱穆先生曾以简约的文字诠释陈梦家和赵萝蕤的爱情：“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赵萝蕤入燕京大学读书的那一年才满十六岁，这是她离开苏州，来北京的第二年。因成长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像出水的芙蓉，美丽而且漂亮。再加上能诗文，还会弹钢琴，英语也好，平时与人接触总是带着和善友好的笑容，又肯乐于助人，老师同学都很喜欢她。她是全校公认漂亮且有气质的校花。

　　据赵萝蕤在入燕京大学之前的《自述》：西历1912年5月9日，她出生在老家德清县新市镇，在三个月的时候，因父亲在苏州教书，全家搬到了苏州，住在城内中部的濂溪坊，一条小河的旁边。在她1岁多的时候，1914年阳历4月下旬，赵紫宸先生离开苏州，离开家人和他深爱的女儿，代表在华的监理会前往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参加美南监理会总会会议。邮轮途经逗留日本时，思女心切，半月之间竟写二信，给她尚不记事的爱女。

　　他的第一封信，1914年阳历4月25日（阴历4月初一）写于日本的长崎，邮寄于神户。

　　罗珊爱女：

　　上礼拜五离家后，至三月廿九日在上海吴淞动身，与天相接，回首尘雾，闭目思念，见尔依依绕膝，盖余爱尔至深也。今晨途游东洋之长崎，经杏花林，图上之树即是，红粉香蕊，点点沾衣，风起叶落，行人犹走大雪中，风物美丽，可称一绝。然东洋小孩，皆赤足蓬首，不若尔之可爱，故余思念之情，远而弥增。愿尔饮食眠起，皆能中节。致余归时，尔仍健好依旧也。此字

　　父紫字

　　四月一日

　　在萝蕤满两岁生日的前夕，赵紫宸先生随船离开日本，行进在太平洋上，离祖国越来越远了，思念女儿的心情越来越浓，想到女儿2岁的生日就要到了，虽然在漂浮颠簸的轮船上，身体略有不适，但他奈不住思女之情，又写下了让女儿终生享受父爱的长信。

　　罗珊爱女：

　　此信到你手里，尔不能读，他人读与尔听，尔又不能知，我何以写此信呢？岂不贻笑大方么？然我有个意思在内，非尔现在所知。后日我将到檀香山，离尔愈远，殊觉怅然。愿尔母留心饮食，注重衣服，使尔饥饱有时，寒暖适宜。然后常将好爹爹之小影指与尔看，事实讲与尔听，因我欲尔认识我，记念我，仰慕我，敬爱我，知我最乐，使尔长大进步，成为清爽快活之女儿。等好爹爹回家时，可以将好事体听与尔听。再六日是尔的生辰，我想尔若然能爱离开的父，尔或者亦能想到还有一个父，就是天爷，他比我还要爱尔呢！

　　紫宸自太平洋上寄

　　十二日

　　远离女儿，挂念女儿，让神“天爷”爱自己的女儿，保佑女儿健康成长。思女、爱女之情跃然纸上。

　　信是叔叔赵之惠收存的，萝蕤认识字了，叔叔交她自己保存。自1914年夏离家赴美，直到1917年毕业，获社会学硕士和神学士学位。赵紫宸先生回到了阔别四个年头的苏州，担任东吴大学教授。这一年，萝蕤已经5岁了，他们的家搬到天赐庄，在城墙脚下，靠近东吴大学和她不久所上的景海女校附设的培本幼稚园。之后，赵紫宸先生又陆续有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子。因此，赵先生把萝蕤视为掌上明珠，再加上萝蕤自小聪颖，父亲对她寄予很高的期望。

　　赵紫宸先生虔诚的基督徒，但喜欢诗，他的中国诗词基础深厚，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1922年就开始写白话诗，读诗、写诗伴随了他的一生。

　　赵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

　　赵萝蕤7岁那年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她的父亲已是东吴大学教授兼教务长了。

　　从上学的这年开始，萝蕤学习英语和钢琴，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赵紫宸先生生怕教会学校不注重中文的培养，就亲自在家里为女儿教授《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12岁那年，女作家苏雪林来班上教国文，她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赵萝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赵萝蕤在她的《自述》中有生动的记述。

　　赵紫宸在自费出版的诗集《玻璃声》中有几处提到爱女，其中一首诗的小注上写道：“萝蕤时年十二，聪慧能作小说。”在父亲的影响下，萝蕤自幼年时起，就像父亲那样喜欢读诗、写诗。还是在景海师范学校读小学时，萝蕤已经读完了《绝妙好词笺》《唐五代词选》《词律》《白香山词谱》，还选读了李白、辛弃疾、苏东坡、李后主的词，14岁已开始学填词，15岁已经写出令老师和父亲肯定的诗了，只是深闺秘藏，没有发表。以下的《风入松》和《一剪梅》，即是萝蕤14岁时离开苏州之前所作。

　　现在读萝蕤青少年时期写出的清丽婉约的女孩诗，依然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赵萝蕤离开苏州是因为父亲赵紫宸接任了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一职，他们全家迁往北京。这一年（1926年）赵萝蕤14岁。当年，她就考上了燕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父亲因爱女年幼，嘱她改读高二。1928年，她直接升入燕大中文系，受业于郭绍虞、马鉴、周作人、顾随、谢冰心等名教授。翌年，美国老师包贵思女士劝她改学外国文学。她征得父亲同意后，转系攻读英国文学。也是在进入燕京大学主修中文之时，萝蕤开始尝试以新体诗写诗。《雨后》是她保存的诗作中的一首。

　　1932年，萝蕤从燕大毕业时，才刚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外，还要考两门外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老师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就这样，赵萝蕤被录取了，并且还得了1年360元的奖学金。

　　在赵萝蕤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之前，1932年夏，赵紫宸先生赴英国入牛津大学留学。同年秋季，青年诗人陈梦家经燕京大学神学院教授刘廷芳先生介绍，来燕大宗教学院做短期的学生。也是在这一年，原本就互相知道的赵萝蕤与陈梦家开始了相识相知的交往。

　　在与梦家没有谈情说爱前，爱诗的萝蕤早已读过他在《新月》并《诗刊》等刊物上发表的零散诗；1931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梦家诗集》也已经读过了。等到她的爹爹赵紫宸先生回国，在汇报她与梦家的结识并相互爱恋的经过时，她把梦家的诗集推荐给了懂诗的父亲。

　　赵紫宸先生面对爱女的选择，无可奈何，他对梦家别无要求，只是建议他要进一步深造，做一个学术上有成就的人。梦家接受了赵先生的建议，开始了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的准备。

　　1934年1月，与萝蕤热恋中的梦家的《铁马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收1931年7月至1933年11月所作诗40首。其中《在前线》4首曾以单行本出版，又重新编入本集。也是在这年，梦家考取燕京大学研究生，从导师容庚专攻中国古文字学。

　　自从梦家在燕大读研起，经常出入赵家，还时常在赵家用餐，有事与赵先生老两口聊天，家里有客人，梦家像赵家人一样照顾客人。赵先生夫妇喜欢打麻将，经常约请陆志韦夫妇、胡适先生来家中，打完麻将会在赵家吃饭，梦家不打麻将，但会在旁照应。梦家和赵家三兄弟景心、景德、景伦关系处的也很好，他们哥三都叫梦家为“老陈”。他们常在一起滑冰、看电影，嬉戏玩耍，情同手足。同是年轻人，免不了闹别扭，但过不了几天，就又好了。后来他们这种关系一直保持着。在学习上，梦家得到了萝蕤的帮助，时常由萝蕤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梦家需要的参考书。梦家去拜访闻一多、胡适等先生，萝蕤也总是陪他去。

　　1935年春，梦家和萝蕤决定举行订婚仪式，向亲朋宣布他们的恋人关系。患病的陈金镛先生闻听此讯，十分高兴，决定订婚仪式时，一定北上参加，并借此机会与即将成为亲家的赵紫宸先生叙旧，一并看望刘廷芳和司徒雷登等老朋友。可就在此当口，埋藏在赵家心底里的不满意显露了出来。萝蕤的母亲公开表现出对梦家的排斥，清明节前后的一次聚会，全家照合影，梦家被排除在外；关于订婚仪式，母亲泼冷水，父亲暧昧。萝蕤、梦家都在读书，无能力举办，赵紫宸先生推说只有31元，还要向老家寄上20元，11元办仪式，怎么行。“又不肯向徐（宝谦）、刘（廷芳）、李（荣芳）、陆（志韦）等开口借！”这是托词，面对夫人的不满意，做父亲的两头难。最终，在梦家、萝蕤的坚持下，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五日下午四时至六时，赵紫宸先生在燕京大学甘德阁为女儿萝蕤与陈梦家举办了订婚仪式。

　　甘德阁建于1924年，另有一阁名麦凤阁，因一在南，一个在北，有南北二阁之称。关于南北二阁的修建原因，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是司徒雷登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女儿，特意在燕园里修建了这两座完全一样的阁楼，以寄相思之意。还有人说，司徒雷登的两个女儿还曾分别居住在两个阁楼中，方圆十几米以内是不轻易让男士入内的。据说这也是姐妹阁的命名原因之一。订婚仪式由萝蕤的寄父陆志韦主持，司徒雷登、刘廷芳、闻一多、胡适、叶公超等亲朋好友出席了仪式。陈金镛先生因病重没能来平。不久，赵萝蕤从清华外国文学研究所毕业，随即转入西语系任助教。

　　1936年1月18日，陈梦家和赵萝蕤结婚，婚礼在燕京大学临湖轩的司徒雷登先生的办公室举行。临湖轩顾名思义，在未名湖畔。它是燕园里现存的最古老的一所建筑。1931年，燕大教师谢冰心为庭院命名为临湖轩，后来由胡适题写了匾牌。临湖轩体现的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这里曾是校长宅邸先后有三位校长在这里居住，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和陆志韦校长先后在这里居住并迎接宾客。1929年，司徒雷登在这里主持了吴文藻和冰心的婚礼。1935年，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也在这里举行婚礼，主婚人还是司徒雷登校长。1952年，北大迁到燕园，马寅初校长也曾在这里居住并迎接宾客。马寅初离开校长职位迁出临湖轩后，这里被改成贵宾招待所。“文革”期间，临湖轩曾是“梁效”写作组的据点。后归属北大外事处，成为专门接待外宾的地方。

　　婚后，陈梦家和赵萝蕤暂时借住王世襄家的一个院子里，但每天几乎都要回赵家看望，也时常在一起吃饭。陈梦家毕业留校在燕大作助教，萝蕤在清华任教，经济上还是满富裕的，让总担心萝蕤会受苦的童夫人松了一口气。陈梦家也争气，不仅课教得好，学生欢迎，还常有论文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等刊物发表，在当时的学术界已占有一席之地，着实让他的岳父脸上有光。他们的宝贝女儿赵萝蕤，婚后更加体贴父母，照顾三个仍在读书的弟弟，且在授课之余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新诗，并在戴望舒先生于1936年秋创办的《新诗》月刊上发表，最著名的是当年11月，《新诗》第2期刊载的《中秋月有华》：

　　何以今天我看见月亮，多半是假的，何以这样圆，圆得无一弯棱角。这圆满却并不流出来，在含蕴的端详中，宛如慈悲女佛。岂不是月外月月外还有一道光，万般的灿烂还是圆满的自亮。静静的我望着，实在分不出真假，我越往真里想，越觉得是假。

　　“新诗既有感性的隽永，又有理性的峻洁。”若不是之后的八年抗战，赵萝蕤或许会有更多的好诗佳作传诵于世。在写新诗的同时，赵萝蕤还翻译了美国诗人H.s.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于1937年在上海出版。这是一首“当时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热得灼手的名作。”“叶公超老师还为这个译本写了一篇真正不朽的序。”邢光祖先生《西洋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对于这首诗的详细介绍，并评论了赵萝蕤的译作。“文章的最后两句是‘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的’荒原‘中的灵芝，而赵女士的这册译本是我国翻译界的’荒原‘上的奇葩。”（赵萝蕤著《我的读书生涯》）

　　面对女儿、女婿的成就，赵紫宸先生心情舒畅，萝蕤的母亲童夫人和赵家三兄弟也对姐夫陈梦家充满了敬意，他们处的就像亲兄弟，大事小事总愿意同姐夫、姐姐商量。赵家的生活稳定、有序，陈梦家夫妇学术有成，每到假日赵家高朋满座，陆志韦、胡适先生等牌友也常在一起小聚。陈梦家、赵萝蕤也常常结伴拜访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

　　就在陈梦家、赵萝蕤精心构建爱巢，学术渐进的时候，卢沟桥的枪声，打乱了他们的平静生活。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开始。随后，北平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因是美国教会办的，日本人投鼠忌器，所以燕大在教学方面较少受到干扰，一些难以离开北平的青年纷纷前来就读，学生人数大增。

　　1937年8月，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赵紫宸先生决定自己留下与同仁坚守燕大，继续工作，让全家都到南方去。梦家是燕大的讲师，原本应该留下来的，但考虑到赵家老大要留下陪伴父亲，老二、老三年纪尚轻，路途艰险童夫人和萝蕤需要照顾，因此决定由梦家全权负责，率家人南下，而梦家也不愿意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继续工作。

　　经过数日的奔波劳顿，梦家、萝蕤与童夫人、老二景德、老三景伦到达苏州，然后回到祖居德清县新市镇的一所旧屋。这是赵萝蕤自出生以来第二次来到故乡。前一次是她六年级毕业的那年夏天，赵紫宸先生带她到湖州来玩。

　　这次来故乡，又有新的感受：

　　新市镇是水乡，物价低廉，生活极丰盛，天天吃的不是鱼就是虾。又因无书可读，空闲太多，因此或在桥头看赶鸭子过河，或看着一担担蚕茧从门口挑过。（1995年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到了傍晚梦家、萝蕤就会走出家门，到河边散步，直到天色渐渐地暗下来。这种闲适惬意的生活，只有两个多月，10月底，战火已蔓延到新市。这时，梦家已与闻一多先生取得联系，请他留意是否可到长沙临时大学教书。不久，梦家接到临大电召，于是通过朋友送童夫人回北平，梦家、萝蕤带着景德、景伦，辗转抵达衡山，又随校到达昆明。陈梦家任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因循清华“夫妻不能在同一学府任教”的旧规。于是，赵萝蕤便作出牺牲，在家操持家务，但仍然勤读不辍。在这个时期，赵萝蕤和陈梦家结下了无数心照不宣的朋友，如吴有训、汤用彤先生等。赵萝蕤夫妇没有孩子，那时他们还认下了吴有训先生的女儿湘如为干女儿。

　　那时湘如在西南联大读小学。

　　1939年至1944年，她在云南大和云大附中任教，同时翻译出版了意大利作家西洛内的反法西斯小说《死了的山村》。

　　1944年秋，费正清和金岳霖先生帮忙，为陈梦家联系到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讲授古文字学的机会。1944年秋，赵萝蕤随陈梦家比翼双飞，由昆明机场出发，越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换船前往芝加哥大学。陈梦家受邀赴美讲学，在芝加哥大学讲授古文字学。陈梦家的合同只有三年，但他说服妻子，一定要取得博士学位，于是赵萝蕤选择了四年的博士学习。此后的四年，赵萝蕤把它称之为“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40年代的芝大英语系正是它的全盛时代，聚集了不少世界知名的一流学者。赵萝蕤得以在他们的门下学习和研究。

　　文艺理论与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专家是克莱恩教授；莎士比亚与玄学派诗人的专家是乔治.威廉森教授；19世纪小说文本精读的专家是法国著名学者卡萨缅的高足布朗教授；狄更斯与英国文学专家是沙伯尔教授；古英语、中世纪英语与乔叟专家是赫伯特教授；美国文学专家是维尔特教授，他同时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赵萝蕤则有了在芝大英语系学习的机会。这是她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那时芝大的英语系在美国是第一流的。

　　有关陈梦家的工作，赵萝蕤回忆道，“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

　　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中说：“1946年7月，梦家在哈佛大学会见了回美国探亲的艾略特，并打电报给我立刻起程东行到哈佛与艾略特见面。7月9日晚上，艾略特请我在哈佛俱乐部晚餐，晚餐后他为我朗读了《四个四重奏》中的片断，并嘱咐我下一个任务就是翻译这首和《荒原》的风格很不相同的长诗。”“他还为我带去的两本书：《1909-1935年诗歌集》和《四个四重奏》签上他的名字。在前者的扉页上，他写了’为赵萝蕤签署，感谢她翻译了荒原‘。他还给了我两张照片并在上面签上了名字。这两张照片后来在多次的抄家中丢失了。梦家告诉他我也写了许多诗，他听了十分高兴，建议我把它们译成英文，先在英国出版。当时我把我写的诗抄在一个小本本上，但后来它遇到了照片同样的命运，没有留下只言片字。”

　　这部《1909-1935年诗歌集》签名本，携带回国后，一直成为她的珍藏，并随主人一起度过了三十多年的人生劫波。

　　1947年秋，陈梦家谢绝了美国罗氏基金会负责人关于留美定居的约请，告别了继续留在美国读书的爱妻萝蕤和美国的好友，毅然回国，到清华任教，授课之余，经常跑厂甸，古旧市场买家具和古器物。赵萝蕤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业。1948年秋冬之间，以研究亨利·詹姆士小说的博士论文的赵萝蕤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

　　这时平、津局势紧张，已经先行回国的陈梦家心急如焚，他担心万一南北交通受阻，会影响赵萝蕤回国，赵萝蕤亦深恐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然在年底以前不顾一切兼程回国，1948年12月31日，赵萝蕤毅然回国两周后，她由上海搭乘一架空运粮食的飞机，降落在“围城”中的天坛空地上，从此返回阔别的故都，再没有重访母校的机会。

　　1949年解放初期，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抗美援朝的战事爆发后，燕京大学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赵萝蕤接任了系主任职务。当时西语系师资不足，只有赵萝蕤、吴兴华两位青年，和俞大絪、胡稼胎两位前辈，一共四位教授。赵萝蕤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芝加哥大学的学弟巫宁坤回国来共事。在赵萝蕤的努力下，1951年8月中旬，巫宁坤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毅然归国就职。赵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他。

　　不料几个月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打响了，北京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批斗赵紫宸、陆志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要求人人和他们划清界限。赵萝蕤是赵紫宸的女儿，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她已经主持燕大西语系的工作，因此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会小议，检讨自己在全系教学工作中的错误思想倾向。除此，时任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

　　运动者要求人们与他坚决“划清界限”，作为他唯一的女儿赵萝蕤能不憔悴沧桑吗？

　　而她的丈夫陈梦家日子也不好过，由于他几次在小组会上作的检讨，一直不能过关，情绪很不稳定。每天她还要抽出时间与“梦家作思想斗争”。在这样的运动旋涡中，一向镇静自若、优雅从容的赵萝蕤，此时已是疲于奔命了。

　　“思想改造运动”刚告一段落，紧接着便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师大，人员听候组织上的统一调配。清华大学的人文社会系科均被取缔。陈梦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萝蕤则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

　　1957年，陈梦家先生落难，赵萝蕤受打击患了精神分裂症。身为“右派”家属，又为精神病所苦的赵萝蕤，从此与她落难的夫君陈梦家相互依附着度过了他们人生最为委屈的岁月。陈梦家这个时期曾多次离家参加劳动改造，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因为他的“过失”给妻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在他每次外出给妻子的信中都忘不了叮嘱几句宽慰的话：

　　你昨日打了一针，是否已有进步，甚念。盼望没有事了，还是多休息几天。凡事不可过分紧张，过分求全，过分生气，如此对身体才好。我的性急毛病也好了一些，有些事要看开点，马虎点。我们必须活下去，然必得把心放宽一些。（摘自陈梦家1958年3月9日）

　　及至“十年浩劫”临头，陈梦家再次罹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腥风雪雨中不堪凌辱而自裁。陈梦家去世后，赵萝蕤带着他们收藏的家具字画回到了美术馆后街赵紫宸购置的一套四合院内，和弟弟赵景心住在一起，多年为精神疾病困扰，但还是在寂寞光阴里翻译出惠特曼的《草叶集》。

　　十年浩劫过去以后，赵萝蕤健康有所好转，继续执教北京大学西语系，任博士生导师，传道授业，是学生眼中“既慈祥又严格”的老师。她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二十二号一座历史悠久的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她接待国内外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她毕生以读书为乐，可是目力衰退，不得不有所节制。她热爱音乐，现在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

　　赵萝蕤晚年最为快乐的事情，是她把陈梦家用稿费购置的钱粮胡同的旧宅交给公家，得了一笔回报，借此去欧洲做了一次旅行。

　　文：方继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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