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乔遗痕（下）

　　彭孟阳、百花冢、《莲香集》

　　在张乔的生命里，一位本土名士令其刻骨铭心，此人名彭孟阳。在张乔传世的130首诗中，约有50首诗独钟情于他，可见此君在丽人心中所占之席。

　　彭孟阳，约万历三十年（1602）生，卒年不详。又名日桢，号稳心道人，广东番禺钟村人。生平以气节自许，感愤时事，与南园诸子交厚，以文学儒雅见称于时。后曾参加抗清义军，失败后归隐不出，著有《世纪史钞》、《五传类钞》、《草堂文集》等。

　　彭孟阳一介书生，非富贵显达之人。然诗才横溢，为人情笃。张乔在平日的文酒活动间对其略有接触，心存好感。一天，张乔母女上街，受一帮流氓欺凌，孟阳正好路过，喝退众人，仗义解围。自此，爱情悄然萌芽，孟阳不畏世俗偏见，倾情于张乔这位歌女。可惜仅两年后，年仅19岁的张乔便因病香消玉殒，两人留下了千古遗憾。二乔逝后，悲痛欲绝的彭孟阳每日一咏，短短数月间写出了悼祭诗七绝100首。

　　岁月转去12载，时至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彭孟阳做出一件感动世人的壮举：由羊城隐士苏犀恭捐出广州白云山麓梅花坳大片地块，在六月六日这天，孟阳为张乔策办了一场雅致温馨又尉为壮观的安魂仪式，立墓冢。邀集在粤数十位名士亲临现场，恳请众人为张乔各赋一首诗，植花一本，以表敬意。据史载，当时前往悼亡的诗人均各依花名献上一首美丽动人的悼念小诗。

　　诗人们还各自认捐数量不等的花木环墓而栽，有：红梅、紫薇、木棉、含笑、碧桃、虞美人、杜鹃、百合、木芙蓉、指甲花、水仙、木槿、夜合、萱花、菊花、梨花、海棠、葡萄、桃花、桂花、石榴花、夹竹桃、扶桑花、绮罗兰等名花卉上百种，共762株。彭孟阳在《山中捐植记》里对每人的捐植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并编入《莲香集》，予逝者以告慰，让众人芳名永存。从此，梅花坳在朝霞暮霭中，百花竞放，芳香四溢，四季如春，故彭孟阳冠其名曰“百花冢”。

　　又在墓冢后立二方高约3米的花岗岩妆台石，一大一小，互相依偎，犹如一对恋人。大石顶部正面刻有遒劲有力的隶书大字“百花冢”，背面刻有“稳心”两个隶书大字，还有“孟阳”两小字。左侧竖刻小字三行，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大部分字迹已风化难辨，现今只能辨出首行中有正楷“山”、“张”二字。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拓本，为隶书“百花冢”三字（拓片纵64厘米，横90厘米），与此石刻吻合，正是该石拓本。

　　“稳心”乃彭孟阳之号，证明“百花冢”三个大字乃彭孟阳手迹。《岭南画征略》曾对百花冢的所在地有确切记载：“番禺县治十七里，出东门山口转北直行，渡小涧折而西，经蚺蛇坑，过苏庄，度石桥，再北转西，土名象坑小梅坳者是也”，该遗迹位于今沙河顶梅花园广州军区第四招待所内。据载，自百花安魂仪式后，每逢春秋祀日，羊城仕女多莅临吊祭。安魂事件引起的文坛轰动，还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同年，彭孟阳辑录了张乔130首遗诗，编入上述安魂仪式的行状记录和诸子、诗友们题赠之诗，邀请明末学者赖俶绘画《张丽人像》，又亲撰《诔文》与悼念诗《恻恻吟一百首》等，汇编成《莲香集》五卷，聘曹开远镌刻成刊，从而将一代才女的诗作传之于世。《莲香集》的面世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一方面，它促使张乔的人生境界实现了从歌姬向诗人的升华；另一方面，大大丰富了百花冢遗址的文化内涵。正如孟阳所笃信的：“梓而行之，张乔藉以不朽。”

　　为实现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承诺，彭孟阳酝酿了整整十二年，投入难以至尽的深情与心血，可见他对张乔用情之专。有学者将乔孟爱情比喻为广州“梁祝”，实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彭孟阳将人们在安魂仪式上所咏诵的悼念小诗结集成《怀仙志》，编入了《莲香集》。经检，在仪式上题诗的文士共有30位，然仅见黄圣年、区怀年二位诸子的名字在名录上，而其他对张乔深怀敬意的南园诸子的名字均没出现在《怀仙志》或者是《捐植名册》中，显然，他们都没有出席这场旷世的百花安魂仪式，包括曾深情为张乔撰写过墓志铭的黎遂球在内。然而，这绝非历史遗忘或误会，更非诗人们无情于张乔。人们重温历史就会明白：百花冢悼念诗距《诗卷》赋赠事件，时光相隔十二载，朝代的更迭令历史从明走到清顺治二年（1645）。此时，反清复明的大幕已经拉开，效忠于明朝的南园诸子们此刻实已烟云各散。这十二年间，多数诸子弃文从戎，各骋其志。尤其是陈子壮、黎遂球两位灵魂人物，此刻正在前线厉兵秣马，誓与清兵决一死战。后者仅一年后即笑卧沙场；前者于两年后亦壮烈于极刑。诸子们有的战死沙场，有的从容就义，有的归隐山林。如一直追随陈子壮的子升，经历国变后归隐不仕，当陈子壮抗清殉难后，子升因同产窜避，艰险备至，后脱身浪游，度岭浮江，洗尽铅华，然胸中壮气，依然不减当年，其事迹载入《清史列传》传世。诸子们泣天地的人生轨迹谱写了民族忠烈悲壮之命运。曾与他们肝胆相照的张乔若泉下有知定会为能有这样的朋友感到无比骄傲。这一结局何其凄美！何等悲壮！为广州的城市记忆抹上了一层闪光的华彩！

　　据载，百花冢在清代曾经历过多次修葺，尚完整。乾隆四十年（1775），布政使钱塘人姚成烈重修墓道，立碣表记；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百花冢再次得到重新整修，并又重立一墓碑，镌刻墓表。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该年所刻之墓表拓本，纵71厘米，横54厘米，为黄慈博、伍佩琳等人督拓于民国初期。拓本上之文字清晰，脱落字不到10个，其余均可辨识，为现存清代有关张乔史料中最完整者。拓本署“贲禺陆应暄表，古端州谢炳奢书于光绪十六年（1890）十二月大寒日重修立石。”

　　上述史实证明，百花冢不仅得到民间呵护，还受到历朝政府保护。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家遭受灾难，百花冢也不幸遭兵燹毁坏，消失于残垣灰烬中，致使后人难觅所踪。此后大半个世纪以来，几代文化人为搜寻其踪迹力尽艰辛，不遗余力。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明代墓冢被广州考古爱好者考证发现，唤起今人的无限追忆，并受到广州市政府的重点保护。检《莲香集》中的插图可知，墓前原立有石碑，上刻“张丽人墓”四字，还刻有墓志铭等，今遗迹上墓与碑已荡然无存。据考，张乔墓碑有拓本传世，为民初拓本，可惜也不完整，拓片上的存字清晰者不过十之二三，释文见下：

　　《歌者张丽人墓志铭》黎遂球撰歌者二乔张丽人之墓丽人，姓张……母，吴倡也。……转买入粤……余友彭孟阳居中调护，用是……嘱余为志，以告后人。是不可无铭。铭曰：艳如火，水之妃。是耶？非耶？噫，嗟乎！丽人之不朽乃在……弘光元年岁次乙酉（1645）闰六月念六日丙午之吉，友人彭日桢等拜手立石。

　　该拓片纵57厘米，横39厘米，约700余字。下侧有碑身断裂痕迹。左下方钤一朱文长方印，从印文所示，此拓本为黄慈博、伍佩琳、蔡寒琼、谈月色等人督拓。

　　清道光年间邓淳撰著的《岭南丛述》卷三十一中有关于该碑的记载。广东省孙中山文献馆所藏近代黄荫普所献之善本《莲香集》，与今本有异，其卷一载有《墓志铭》，与上述拓本内容吻合，可补“遗珠”。

　　《莲香集》及二乔相关之文献，一直都是后人着意搜罗的对象。广东近代著名学者汪兆镛（1861-1939），素专于广东文史研究，并收藏有清乾隆版《莲香集》。在民国六年（1917）三月，曾到访白云山百花冢吊张乔墓，作《水龙吟》词悼念张乔。又在《棕窗杂记》里撰文考辨过张乔墓志，认为其版本有别，这与史上曾多次重修墓道、重新镌刻墓表之史实相符。其所著《岭南画徵略》还对百花冢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前往路径作有详细描述，成为后人寻觅遗迹时可信度较高、又便于对照的确切依据。

　　广东文史专家、书画家叶恭绰（1881-1924），号遐庵，叶衍兰孙。承袭家学，一生景仰南园诸子，专注于搜集收藏与张乔有关之文献，藏有清乾隆乙酉（三十年，1765）顺德梁金于西城草堂重刊本《莲香集》，并记下庋藏经过曰：“此本余得之潘兰史家，同时汪憬吾、徐信符各有一本，皆与此同。又沪上某君亦有一本，则黎美周、屈翁山诸名皆存，殆为此版之初印本，海内恐只有此四本矣。乡邦文献，不绝如缕，宜珍藏之。民国三十四年六月。”遐庵曾聘请著名工笔人物画家潘絜兹（1915.9-2002.8）绘《明末张二乔女士像》。

　　此外，遐庵还破千金觅得《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视为传家宝。在卷后追记道：该《诗卷》“向为黄晦闻所宝爱者，亦在余昕，中有二乔墨迹’春雨潮头百尺高‘一绝，世间可决无第二本也”。

　　文：张素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