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遗珍--民国名人老照片（四）

　　蔡元培与“临时教育会议”

　　北京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与出席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的代表们在开幕式后合影，1912年7月10日（会议延至8月10日闭幕），北京。此照，实集民初中国教育界一时之选。

　　蔡元培在开幕式上恳切地指出：“本次会议，关系重大，当为全国教育改革之起点”、“本次议案至多，望诸君将重要者提前开议，又每案之中，应先摘出要点详细讨论，其它无关宏旨者，不妨姑且略之”（见1912年《临时教育会议开幕词》）。在此，他精辟地阐述了教育方针在民国与君主时代的不同之处。

　　在会上，一系列改革封建教育理念的措施以议案形式表决通过。

　　须知，蔡元培是在辞教育总长职尚未批准前出席并主持此次临时教育会议。此前的7月2日，他连同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四位同盟会阁员，因不满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继国务总理唐绍仪离职后，面见袁氏执意辞职，袁予以慰留。

　　因此，全国临时教育会议，除了讨论教育方针等问题，还涉及到蔡元培辞职事项，会议要求他予以说明。据《蔡元培自述》，蔡谈了他对内阁制度的看法，说明由于唐内阁分为同盟会派与非同盟会派，党派不同，政见便难以取得一致，接着又解释了总理唐绍仪辞职，而同盟会阁员坚持负连带责任辞职，是以国家为前提，绝非“闹党见”。

　　拍此照后第五日，蔡元培辞教育总长职获准。蔡氏自3月21日任此职，至7月14日获准辞职，时间不足四整月。

　　7月26日，教育部次长范源廉继任总长。

　　令蔡元培深以为憾的是，此半年来被他当作“全国教改起点”而全力统筹的会议，他本人却不能终其事，开会首日他所提出的废除“在校尊孔读经”议案虽通过，也随其去职而夭折，而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教育思想，竟没被认可。其主因，均为顽固守旧派对蔡的“以美育代宗教”主张予以反对所致。其好友、时任教育部科长的周树人在7月12日日记中叹道：“闻临时教育会议删美育，可怜！可怜！”

　　北洋司法高官与美犯罪学家合影此照，为许世英偕北洋司法界高官与美国犯罪学家韩德生博士“公宴”后合影，1913年2月，北京。

　　许世英时任北京临时政府赵秉钧内阁司法总长，正全力主持司法改革，即要求“非新式法政人员”去职，旧法官进行考试后才可加以任用，以及广设监所、施行律师制度。此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法治的进程，只是在当时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步履艰难。许此次任司法总长仅年余即挂冠离去。

　　许世英与韩德生博士，当结识于1909年。许时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受命前往欧美考察司法。在美国华盛顿参加万国司法制度及第八届世界改良监狱会议（亦称万国监狱改良会）之后，他考察了欧美十国的司法制度。与会及考察期间，他受到韩德生博士的热情接待。阔别三载，今又重逢，宾主兴致高昂。

　　照片里其他中方人物，也多为有留洋背景的司法专家。

　　章宗祥，清末留学日本学习法律，时接许世英任大理院院长（1912年7月26日袁世凯任命，此前任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

　　罗文干，清末留学英国主攻法律，时任北京临时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1912年8月24日袁世凯任命，此前任广东高等检察厅厅长）；

　　伍朝枢，清末以官费派送英国留学，研究法律，此刻刚荣获林肯法律研究院大律师资格，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会长；

　　金绍城（当代大收藏家王世襄舅父），又名金城，号北楼，时任北京临时政府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光绪末年留学英美，获法学博士学位，1910年10月受清政府法部派遣随许世英一行赴美出席万国监狱改良会。其英语口语甚佳，当初大有可能为许与韩德生间交流任译员。

　　拍摄此照时，想必他当再度为许、韩充当翻译。

　　又及，拍此照一月后的3月22日，宋教仁被刺，随后，司法总长许世英便屡遭党人抨击。黄兴曾致电袁世凯，暗指许氏无理阻挠宋案的审查，有包庇总理赵秉钧之嫌。5月，北京总检察厅检察长罗文干受袁世凯指示，宣称刺宋凶手为黄兴、陈其美。

　　梁启超做官

　　作为杰出思想家、政论家的梁启超（1873－1929），曾两度出山，在北京政府做官（1913年任司法总长，1917年任财政总长），但每次都黯然挂冠。

　　1913年7月，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接受袁世凯邀请，出任北京临时政府国务总理。组阁前，熊对袁提出要求：进步党人梁启超、张謇、汪大燮须同时入阁任总长。

　　起初，梁启超由于袁世凯不同意他出掌财政（熊经力争方得以自兼财长），因而推辞就任司法总长，张、汪等人则以梁不出山为由拒不就职。情急之下，熊希龄以严词“相逼”梁氏：“公如不出，则季直（张謇）、伯棠（汪大燮）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成之，势将’小产‘。故为进步党计，公不可不出”（黄远庸《记新内阁》）。

　　梁遂勉为司法总长，张謇、汪大燮亦允就职。9月11日，“第一流人才内阁”正式组成。

　　此次入阁，为梁氏首次涉足官场。他痛恨司法黑暗久矣，遂上书袁大总统改良司法十事，呼吁司法独立与司法改革，并意气风发地协助熊希龄统筹全局。然而，由于袁世凯的强权政治体制，梁的阳光参政等诸多主张与计划，最终落为空想。

　　是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梁启超站在袁世凯立场，发表文章谴责国民党“发动战争、祸害百姓”。年底，国民党、国会相继被袁解散，舆论多以为梁系幕后推手。

　　对极力襄助袁世凯，梁启超日后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一文中试予以说明：“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因袁世凯极力掣肘“人才内阁”，1914年2月12日，熊希龄被迫辞总理，梁启超亦数次请辞司法总长职，袁始终慰留。19日，梁召集部属谈话，谓：“因政治上原因，已于昨日递呈辞职，虽总统尚未批准，我拟今日到部后即请假，不再来。我国司法因上年进行太速，致生出无限阻力。言改良司法十事，将来虽不能尽行采用，或可采用一部。”（《梁任公辞职后之谈话会》，载1914年3月1日《申报》）。

　　2月20日，袁世凯准免梁启超司法总长职，梁的首次官场生涯宣告结束。

　　三年后的1917年7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即行组阁，梁出任财政总长。张国淦在《中华民国内阁篇》文中透露，段对他讲，在马厂时（按，段、梁联手，在天津以南的马厂誓师讨伐张勋）曾与梁论及将来组阁，约梁帮忙并询：“愿任何部？”梁答：“自以为于财政颇有研究”，故段以财长相许。

　　梁氏不仅政论出色，且谙于财经理论，其现代金融意识与思想，包括呼吁建立中央银行、鼓励发行外债与公债、强调货币本位制等理念，实为先知先觉。

　　据惠隐所撰《梁启超任北洋财长时二三事》，作为学者，梁到任后，即撤掉前财长陈锦涛的诸多秘书，仅留深谙词学的黄浚（字秋岳），并派英文甚佳的魏易任翻译兼盐务署秘书，又特请同门好友罗瘿公到部内检阅文件。

　　对梁再度入阁，时人多不解，其本人则宣称：为实现理想与抱负。康有为致函斥他：“助段氏蹈袁覆辙，置段于薪火之上。”7月19日，梁致冯代总统电文，对此番与段合作表态：“艰虞所迫，义不容辞。”30日，《申报》报道了其“入阁主义”：“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

　　由于梁启超等阁员共同努力，北京政府于8月14日对德奥宣战。此明智之举，使中国成为协约国之一员，进而成为战胜国，且每年减少1300万银元的支出（协约国一致协议，将中国每年偿付的庚子赔款暂缓五年）。其实，梁启超就任财长的最大目的，即拟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以彻底改革币制，从而整顿金融。

　　然而，事与愿违，11月18日，他颓然辞财政总长职。

　　梁启超解职财长的另外原因，依其弟子吴其昌在《梁启超传》中分析：“任公当财长，因国库所存空如洗，各省又割据一方，中央命令难出京城，他一介书生，不善虚以委蛇而多方联络，不及半年，黯然求退。”此言或为妥洽。

　　对梁启超出仕，其挚友周善培在《谈梁任公》文中讲：“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无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魄力。任法长，没做过称颂之事；任财长，他既无办法，又无魄力。”章士钊则在《评梁任公之国体论》文中谈到：“此四年间，观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办报，忽忽而入阁，忽忽而解职，恍如躬领大兵，不能策战，敌东则东应，西击则西应，仓皇奔命，卒乃大疲。”

　　文端所刊梁启超书札，以“饮冰”专用书笺写就，为梁初任司法总长时致好友李肖聃（李淑一之父）：“到国务院，投刺（投递名帖）见鄙人”，请李任司法部秘书一职。

　　文：臧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