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陈寅恪致董作宾的代笔信

　　在今年3月下旬中国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上，笔者有幸竞得一封王崇武代陈寅恪写给董作宾的信，内容如下：

　　彦堂先生道鉴：

　　陈寅恪先生见告，以在京居处不适，仍拟返清华教书。此次来京（指陈夫人唐筼），系坐飞机，行李全未携带。在渝有衣服数箱，均存本院总处，闻本所正进行包船，甚望过渝之时，为带南京。并望先生多多关照。陈先生于先生近况打听甚详，谓因目疾、胃疾及失眠病并发，不及写信，托代致意。

　　北平方面讯：傅先生下月一至三号来京，到即接洽复员船，事毕出国。先生何时可来？企踵以俟，专此敬候。

　　道安！

　　晚学王崇武再拜

　　八月卅日

　　附记一：联大第二批船（自沪开津）在下月二十日左右北开，故对行李事甚着急。

　　附记二：此函写讫，又接北平信：傅先生买得十号机票。

　　因为1944年后双目完全失明的关系，陈寅恪存世的亲笔信十分稀少，以夫人唐筼代笔为主，当然也有例外，王崇武这封信即属此种情况。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主编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中共收入陈氏书信（包括代笔）计二百三十封，尚存原件的又少于此数，其中写给董作宾的信仅有两封，一封写于1944年11月27日，在左眼手术之前，为亲笔；一封写于1945年9月6日，在左眼手术之后，由“念和”（身份不详）代笔，所以王崇武这封信完全可以看作《书信集》外的一个补充。

　　这封信写于1946年8月30日，按附记内容，实际的寄发时间还要略晚一些。在信中，陈寅恪明确告诉了董作宾，他已经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约行将北上，并简要说明了离开南京的理由，同时函请董作宾帮忙将夫人唐筼仍留在重庆的行李捎到南京来。这封信的文字不多，但内容很有意思。表面上陈寅恪为了托董作宾捎行李，实际上告诉董即将到清华教书这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虽然陈寅恪1942年8月以后事实上辞任了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组长，但仍为史语所历史组的研究员，这个身份并没有改变，因而陈氏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书，事实上就是拒绝了继续为史语所工作，尤其在史语所即将复员回南京的时候。尽管此前傅斯年曾亲自登门挽留，但从这封信看，傅斯年的挽留并没有达到目的。为什么要告诉董作宾呢？因为董当时仍然代理史语所所长的职务，从道理上讲，不向代所长打个招呼说不过去，既然傅斯年出马都不管用，董作宾又能如何，陈寅恪也不过借王崇武之笔照顾一下董的面子罢了。

　　在信尾，王崇武还顺带告诉董作宾傅斯年将于9月上旬到南京和准备出国的消息。我们知道傅斯年赴美治病是在1947年6月底，而按此信，则早在一年前傅氏已有此意。傅斯年在1945年10月17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我本身体极坏，早已预备好仗一打完，便往美国住医院，乃忽然背道而驰（指代理北大校长一事），能支持下与否，全未可知，即送了命亦大有可能。”（见《傅斯年全集》第7卷29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可见傅斯年的身体早已亮起红灯，只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及时进行治疗，以致四年后猝死于台湾，联系起来实在有因果的关系。

　　就在董作宾收到陈寅恪这封信前不久，史语所语言组的代组长李方桂刚刚飞去了美国，而董本人也正在为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做准备，包括代笔这封信的王崇武也于1948年赴英国访学，这些学术大鳄的纷纷离开，似乎都预示着傅斯年这个苦心经营多年的研究机构的未卜命运。

　　众所周知，傅斯年与陈寅恪是几十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和姻亲的特殊关系，岳南先生写过一部大部头的著作，书名就叫《陈寅恪与傅斯年》，厚厚的一大本，详细记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的交往历程。那么陈寅恪为什么要坚决离开史语所而北上清华呢？这里除了陈氏本人曾在清华国学院任教的清华情结外，其实也和傅斯年的矛盾有关。

　　近年来对陈寅恪留在大陆原因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源于陈、傅二人之间的严重矛盾，陈氏之所以没有去台湾是有意躲避傅斯年。王晴佳先生在《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它--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一文中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陈、傅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十分紧张，这既与傅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此后，陈寅恪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最终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也与此有关。王泛森先生认为：傅、陈在抗战中、后期一度关系相当紧张。他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导致陈、傅二人交恶的直接事件。1942年5月初陈寅恪逃离香港来到广西桂林后，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未经傅斯年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发给陈寅恪史语所专任研究员的聘书及薪水，并允许陈在广西大学兼职。叶企孙的做法违反了史语所的有关规章，加之此前傅屡次催促陈入川而未得到呼应，傅斯年闻讯大怒，并分别写信给叶企孙和陈寅恪加以斥责。对傅斯年的指责，陈寅恪在8月30日给傅斯年的复信中回敬道：“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但有一端不得不声明者，内人前在港，极愿内渡；现在桂林，极欲入川。而弟欲与之相反，取拖延主义，时时因此争辩。其理由甚简单，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现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而弟费用仍在两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劳，亲屑琐之务，扫地焚（蚊）香，尤工作之至轻者，诚不可奢泰。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故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致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前之愿留香港，今之且住桂林，即是此意。若天意不许毕吾工作，则亦只有任其自然。”

　　陈信中的言辞相当不客气，不仅极力自辩，而且说出“若天意不许毕吾工作，则亦只有任其自然。”这样的气话。尽管陈寅恪后来主动退回了专任研究员的聘书，但以后的做法，似乎仍在回应着对傅斯年的不满。1943年12月，陈寅恪从广西来到四川后滞留成都，到燕京大学兼职而未前往李庄。1945年5月以后，陈、傅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几乎完全中断。

　　傅斯年对陈寅恪也有不满，他在1942年8月31日写给叶企孙的信中就抱怨说：“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弟知他一切情形极详，看法如此。”（见《傅斯年全集》第7卷26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个不受约束，一个作风霸道，二人之间发生矛盾是迟早的事，当然二人的关系也并未因此完全中断，到台湾后的傅斯年依然没有放弃劝说陈寅恪离开大陆的念头，有关研究认为，陈寅恪1949年间似乎也曾有意赴台，多方原因而没有成行。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猝然离世，得知傅斯年病逝的消息后，陈寅恪曾作《读〈霜红龛集·望海诗〉（明末傅山所作）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寄示邓广铭、傅乐焕等人，以示对傅斯年的追悼之情。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说到底，毕竟交往了二十几年，在陈寅恪的心底，傅斯年终究占有重要的位置，物是人非，一切不过应了陈寅恪诗中的那句话“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

　　2014年9月12日，哈尔滨

　　注：王崇武（1911-1957），明史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1936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到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曾参与校勘《明实录》。1948年8月赴英访学，1950年拒绝了傅斯年的邀请并于次年5月回到北京。1954年参与标点《资治通鉴》，并任召集人。顾颉刚曾称王崇武和吴晗在明史研究领域贡献最大。

　　文：季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