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苗期：流动性为王

　　第一次见到庾苗期，是在北京的一个理财论坛上，面对记者的问题，这位香港人用着还算熟练的普通话一一作答，他语速较慢，看到对方疑惑的神情时，还会礼貌地重复。

　　在这个人身上，丝毫看不到一些公司投资总监的架子，尽管他还要匆匆飞回香港，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沉着与冷静，镜片背后若隐若现地闪烁着一丝敏锐，似乎天生就是一块做对冲基金的“料子”。

　　就是这位3A亚洲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3A”）组合管理基金经理，在亚洲区管理着3亿美元左右的资产，用多元化的眼光在亚洲地区捕获“猎物”，而在发现“猎物”之余，他不会驻足观望，而是会空降此地，看个究竟。

　　常常，他看到令人炫目的“猎物”，常常，又会看到优美的收益率曲线，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在利用风险纵横于对冲的航道之中。在他身上，似乎能看到《对冲基金风云录》作者巴顿？比格斯的影子，比格斯就好似华尔街的录像机一般，见证过那里的起落沉浮。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在对冲基金中生活的人物，只是发明了一些纸上谈兵式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却很少能在现实中带来真金白银。事实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因为对冲之路永远不会一板一眼，正如庾苗期所说，“每一天都是考试，每一天都在选择。”

　　流动性为王

　　对于新兴市场，庾苗期似乎青睐有加，“我们很看好新兴市场的发展，未来中国的很多工业项目很可能转移到印尼、越南等低成本的新兴市场国家，而其他除中国之外的亚洲国家也很可能出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经济腾飞的情景。”

　　在3A他所管理的对冲基金中，大约有20%的资金投资于中国市场。一方面有中国的消费板块，因为在中国二、三线城市，消费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主要基于未来农村人口工资增长的预期；另一方面，中国的3G及TMT（数字新媒体）类股票未来都会有较好的发展，最近受房地产政策影响而股价受挫的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商业地产公司，都可以成为长线投资或短线投机的对象。

　　和传统基金不同的是，庾苗期所管理的是FOF，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换句话说，就是在亚洲不同地区选择基金作为投资标的。这些选择，不仅要看基金的业绩，更要看这些基金所做的股票乃至债券投资是否到位。

　　因此，和传统基金相似的是，管理基金中的基金同样需要深入当地，“比如说投资在越南的基金，我们每年至少会去当地看一次，看看是不是有新的工厂在建，也看看国内的工厂是否会搬到越南。”庾苗期坦言，“每年大约20%的时间都在路上，不过和私募基金相比，应该不算多，因为我们还需要花一些时间研究宏观和市场及对冲基金策略。”

　　然而，不论投资何处，在庾苗期眼中，仓位甚为重要，正如他所说，“不论是亚洲投资人，还是海外投资人，如果仓位比较低，自然觉得比较安全，如果仓位比较高，难免有所担心。”

　　言语之中，庾苗期更加强调流动性的重要程度，“市场上投资人的心态就在于流动性，在整个投资决策中，我至少需要花费50%的时间关注流动性。”

　　优势在于波动性

　　如此简单而通俗的投资哲学，也许正是一个对冲基金所秉承的市场原则。而进入对冲基金这一行，与其说庾苗期是误打误撞，倒不如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2003年，对冲基金在亚洲萌芽不久，庾苗期就已经嗅到了“对冲基金”这块庞大蛋糕的味道。而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的对冲基金都在飞速发展，从规模上看，也远远大于亚洲地区。

　　庾苗期回忆道，“那时，全球已经有好几千家对冲基金，而亚洲地区仅有几百家，但是亚洲地区的经济和资产管理业务又具有相当的潜力。”

　　只是在那个对冲基金很少的年代，在那个还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的年代，庾苗期放弃了法国巴黎银行安稳的工作，放弃了投资银行，放弃了在世人看来安稳而又有前途的诱惑……纵然当时有人形容对冲基金是冲击股市和货币市场的大鳄，也有人则形容对冲基金跟开赌场和彩票没有两样，但是庾苗期心意已决，一心扑进了对冲基金的队伍之中，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庾苗期进入了亚洲一家对冲基金，主管环球投资，但渐渐发觉，亚洲人看亚洲的投资还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毕竟不论是投资美国或者是投资澳洲都要倒10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就这样，庾苗期来到了3A，并主管亚洲区域的基金投资。

　　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进入3A亚洲基金之后，世界经济将要驶过“金融的三峡”中最为惊险的一段，而庾苗期正驾驶着在人们看来最为刺激的游轮行驶在这条航道之间。

　　回忆起来，庾苗期对于这场刺激的冒险之旅似乎还心有余悸，但已经十分坦然，毕竟在他工作的十几年时间里，已经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科技股暴跌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

　　“实际上，感受过金融危机的人应该觉得1997年的金融危机更为痛苦。”从他的声音中，似乎能听出一丝遗憾与忧伤。

　　不过，在2008年期间，尽管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看重的投资标的仍有不错的表现，而这也是对冲基金的优势所在，他们总能在某一个市场崩溃的时候，找到资金的另一个出口，而那时资金的另一个出口便是投资在中国债券公司的基金。

　　“Sinopec这家公司当时的两年期债券是75元，也就是说债券到期时，投资人就能获得20%以上的回报，而这家债券公司挂靠政府，更不可能出现倒闭。”庾苗期抬高了声调，“所以尽管那时市场上对于资产价值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仍然增加了不少债券上的投资。”

　　还有一家叫做Paulson的对冲基金，它通过高盛抛空美国的房地产债券，也正是此种妙方让3A将其化为“囊中之物”。

　　正如他所料，2008年，该基金涨幅基本上在10%至40%之间。正因为此，如果2008年参与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实际上能获得比传统基金更高的收益。毕竟，对于对冲基金来说，讲究波动性，波动性越大，收益反而越高。

　　而此番优势，不仅让庾苗期管理的3A亚洲基金在2007年取得18.2%的收益，更是让3A商品基金从2007年至2009年间分别获得27.4%、8.6%、11.7%的回报。

　　“有的时候，对冲基金不能像传统基金那样涨幅很高，但是在市场低迷时期，跌幅往往也远远低于传统基金。”也许正是这种与传统基金的碰撞，让庾苗期爱上了对冲游戏。

　　企业最大风险是偿还能力

　　实际上，现在的所思所得都得益于在法国巴黎银行的工作经历，这家具有庞大国际网络并覆盖众多金融中心的银行，在创新能力方面一直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而在这里的成长对于任何一个MBA来说，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经历，甚至是值得终身奋斗的热土。

　　也许正是这样的吸引力，让庾苗期在2000年至2002年期间，分别在法国巴黎银行的企业银行部和私人银行部“摩拳擦掌”。

　　在企业银行部，他关注于香港上市公司的风险管理，研究企业在一至三年内的现金流，通过现金流观察企业的财务状况，并对融资决策做出建设性的意见。在他看来，“企业最大的风险就是偿还能力，尤其是债券到期的时候。”

　　而在私人银行部，则主要关注投资产品以及风险管理。由于私人银行有许多不同的投资产品，因此也有更多机会了解各个市场的运作。庾苗期带着一份感激，“那里的经验不可多得，我能在同一时间接触到不同产品，看到不同市场，这对于后来从事对冲基金帮助很大。”

　　在那里，外币、商品、股票、债券……凡事涉及到投资的都需要关注，股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可以更多的关注外币或者债券市场，而在债券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也可以多关注商品市场或者股票市场。

　　那里就好像是一个庞大的投资大染缸，身处其中的人，纵然是转身也难以避免被各种投资品染上色。不过，在法国巴黎银行已经工作三年的庾苗期不愿继续坐等，他更希望利用对冲基金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彻底融入到对冲基金的队伍之中。

　　他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在世人来看，离开像法国巴黎银行这样的公司似乎是再戏剧化不过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那时的离开，也许就没有今天游刃于对冲基金舞台的成就。

　　所以，离开，以求适时转身，有时候也是一种福气。

　　一路走来，庾苗期的人生很奇妙，从1997年开始工作，便面临一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索罗斯重挫泰铢，让泰国银行成为全球化时代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这场危机让庾苗期看到了一个字——“赌”；而在2007年，当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在一路飘红中几乎吸引所有目光之余，一场由银行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驶向中国，狂欢之中的人们实际上正徘徊在“缺氧的高原区”，却丝毫没有发觉，这其间，庾苗期更清晰地看到一个字，还是“赌”。

　　正如庾苗期在对冲基金管理中所秉承的法则一样，“对赌”永远无法避免，甚至需要刻意地进行设计，因为对冲的世界就是“胜与负”的世界。而对冲跟赌博最大的区别是，有效性的设计投资跟了解风险，可以令赢的时候赢得一切，而输了也不会失掉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