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何时不再倒在政协的岗位上

　　随着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的落马，政协系统落马高官增至13人。在他们之中，有“专利发明家”武长顺，有“好好先生”童名谦，“酒罐子”阳宝华等。一时间，政协主席、副主席似乎成了腐败的高危岗位。

　　但是综观这些倒在政协岗位上的高官，其涉贪涉腐几乎都同政协工作无关。据媒体报道，武长顺事发多在其担任天津市公安局长任内，其手法则是将亲属安插到交管系统各个要害部门，通过成立企业，或隐身关联公司攫取垄断利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则被指在江西省委书记任内同本地地产商人有所纠葛。

　　从这些“政协高官”的贪腐轨迹看，可以发现腐败跟着权力走的特点。在13位高官中，9位省级政协副主席，其中几位还曾经担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有的还不止一市，如童名谦，在湘西州、邵阳、衡阳均做过一把手，韩先聪也在安庆、滁州做过市委书记。还有两位“政协主席”曾任省纪委书记，剩下的有两名发改委主任、一名公安局长及农业厅长，均为实权部门一把手。

　　这些宣布被调查的官员，在进入政协前，曾在地方党委与政府工作数十年，在临近退休的年纪进入政协。而这几乎是政协体系中来自党政系统官员的标准仕途轨迹。然而细察这些落马高官，同其他进入政协系统不同，其中大多数其实仍可“更进一步”，走上更高的实权位置。比如武长顺任职天津公安局局长已久，但迟迟未能解决政府副职问题进入副省级行列。于是，名为虚位的政协副主席成了解决“职级”的踏脚板。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干部往往是“带病提拔”，即有“差评”在先，无论是童名谦的湘阳集资风波，还是武长顺被指嫖娼。

　　为何“带病提拔”往往被提拔到政协？以省为例，如果正厅提为副省级，按照权力大小，有这些去处：第一梯队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第二是两高一把手；第三是人大副主任；第四是政协副主席。有专家分析称，对于组织部门来说，遇到有很大不同声音、但又必须要提拔的干部，安排任“政协副主席”最为合适：既可以解决级别，又因没有实权，可以防止“带病提拔”的官员进一步腐败，造成更大的危害。

　　显而易见的是“政协高官”落马的背后仍是中国式官场逻辑。反向观之，则是纪检监察部门查处“一把手”太难了。在实践中，有的“一把手”更是一手遮天，个人说了算，就算是纪检监察部门的干部也由一把手任免。比如早在2013年，有人就实名举报时任省委书记苏荣妻子涉嫌新余土地交易和工程贪腐，反遭苏荣等人的“反腐重拳”。可以预见的是，还有一些带病提拔到政协副主席位置的贪官逍遥法外。

　　如果说将反腐官员安置到政协是一个反腐策略的话，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一些作用如防止贪官提前获知调查信息，阻断他们同实权部门间的联系。但从大局上讲，会对政协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政协成了贪官从官场到监狱的中转站，那么进入政协的官员乃至其他被推荐到政协中的学者、企业家该如何自处。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虽然人民政协并不具有立法权力，但是它仍然是我国政治体系的重要一部分。

　　对于政协系统的官员来说，希望组织部门摒弃上述的“潜规则”由来已久，防止这一做法进一步影响政协声誉，“犯的事情与政协无关，但骂名却让政协沾上了。”

　　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就提出“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可以说在求解“治本”尚需时间的情况下，严查有望提拔要职的干部意味着，要把现时有效的反腐资源集中在关键地方，在关键位置上阻断官员“前腐后继”之路。毫无疑问，像武长顺、苏荣这样的带病干部就应该严加审查，不因他们的资历、势力而采用“曲线”提拔。同5月份相比，现在的反腐态势已经对贪官起到了相当的震慑作用。因此，在反腐策略上，不能再延续先前以牺牲其他机构公信力来反腐的老路。而应该阻断带病官员的提拔，直接将腐败问题纳入到反腐的司法程序。（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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