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奇普菲尔德：一种介入

　　2014年10月2日－12月31日，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里，柏林新国家美术馆（Neue Nationalgalerie）被144根树干所占领了。著名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的新展览《木棍与石头，一种介入》（Sticks and Stones，anIntervention），在美术馆的落地玻璃大厅里植入了144根高大笔挺的树干，如纪念柱一般整齐地排列，他们和整个展厅在一起提示出建筑最原始和基本的元素——木、石还有空间，也让人联想起古希腊神殿的柱廊与支撑当代建筑的钢筋水泥立柱的微妙关联——纪念碑式的立柱广泛应用于显然是大卫·奇普菲尔德的建筑作品中，这也是解读其作品的一个关键元素。

　　作为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活动的所在地，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柏林新美术馆的公共演讲结束后，也参观了这个质朴而诗意的装置空间。除此之外，在这个空间发生的，还有与柏林艺术大学（UDK）合作的《未来现在狂欢节》（Festival of Future nows）艺术项目。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诗人、学者、策展人和表演者在两天的时间里自由穿梭于这些树干之间，进行着各自的展示、朗诵、演出和讨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都赋予这些看似普通的树干以无限的包容力和非凡的宏伟情怀。

　　自此，作为该美术馆2015年即将开始的扩建工程的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用自己的方式向柏林新国家美术馆的空间和历史完成了一次致敬。

　　绅士般优雅的建筑

　　1953年出生于英国德文郡的大卫·奇普菲尔德，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他的作品犹如一枚优雅的英伦绅士，看上去传统、低调，甚至有一些过于保守，却在每一个细节中散发出卓尔不凡的格调与简约优雅的魅力。大卫·奇普菲尔德从不追逐时尚的流变，因为对他来说，“创新是对于品质的保证”。

　　毕业于星光璀璨的伦敦皇家建筑学院的大卫·奇普菲尔德，曾先后在Stephen Douglas，Richard Rogers以及Norman Foster建筑事务所工作，并于1984年在伦敦创建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此后，又分别在柏林、米兰和上海设立了办工作室。一直以来，大卫·奇普菲尔德都是各国政府与大型公共建筑项目所钟爱的合作伙伴，他的作品包括西班牙瓦伦西亚美洲杯大楼、英国特纳美术馆、德国马尔巴赫现代文学博物馆、柏林新博物馆、伦敦设计博物馆等等。正如王受之所说，大卫·奇普菲尔德对于传统的感觉，特别是禅意感觉的敏感，对于现代材料、现代结构的透彻了解和娴熟应用，都是独树一格的，这样的设计师其实不多，因此他的作品都很有冲击力，也让他连续赢得许多欧洲国家的大项目。

　　如今以年逾60的大卫·奇普菲尔德也斩获了建筑领域极佳的声誉和无数国际建筑设计奖项，而在谈到他的建筑风格时，大卫·奇普菲尔德确认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风格。“我的风格就是如何在一个环境中建造一个属于这个环境的建筑。”，大卫·奇普菲尔德如是说。对于建筑师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它来源于对于自然、历史和本土文化的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精确的把握。无论是政府大楼、博物馆、高层酒店还是大型商业中心，大卫·奇普菲尔德总是极力向人们证明着，现代建筑也同样可以很好地融合在历史与地理错综复杂的环境中，让古老文化与现代生活浑然一体，创造出最适合人类活动和自由空间环境。大卫·奇普菲尔德的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英国美学和建筑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在英国思想家和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空想理论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把世界纳入可能存在的秩序中的愿望。

　　在摩洛哥马拉喀什摄影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中，大卫·奇普菲尔德让背景中的阿特拉斯山脉和老城墙与这座现代风格的建筑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建筑造型的简约神秘和内部空间的丰富层次令人印象深刻。这座比邻着12世纪梅那拉花园的中规中矩的现代建筑，令人产生“时间”在这片土地上静止了的错觉。因为世纪的流逝并未让人们看到沧海桑田般的突兀改变——数百年之后，人们依然在院落的天井中照见自己水中的倒影。

　　许多人认为大卫·奇普菲尔德的作品带有一种东方式的禅意和素净。事实上，大卫·奇普菲尔德早在1987年就在东京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与三宅一生合作。在中国，大卫·奇普菲尔德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位于杭州的良渚博物院和“九树”住宅项目，其中“九树”住宅项目为他赢得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2009年国际奖。在这个建筑项目中可以看到的是大卫·奇普菲尔德对于环境和自然的倚重。在每幢住宅的外壁，大卫·奇普菲尔德使用天然木材定制的木格栅作为每个“盒子”的表皮，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绿意森森的山谷中，任何钢筋水泥的建筑，都是一种破坏。所以我选择了做通透的玻璃房子，外面再加上一层可移动的木质外表皮，光影、树影与白墙、大面积玻璃、木格栅很奇妙地融合在一起。由非洲大绿柄桑木加工成的木格栅，在森林与建筑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的过渡，建筑不再是’入侵者’，而像周围的植物一样，成为山谷的天然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木格栅是可以移动的，每一层住户，都可以根据自己对景观与遮阳、私密的要求，作自由的开关、闭合，这将使得每幢小楼的外立面，像天上的云彩一样变幻不定，变成一种苍翠山林中‘活’的、具有生命力的波浪。”

　　方正的“盒子建筑”和“落地玻璃和立柱”的材料组合是大卫·奇普菲尔德的偏好。美国爱荷华州公共图书馆、德国马尔巴赫现代文学馆、瑞士苏黎世美术馆，还有极具特色的伦敦烤肉架办公大楼都采用了这样的建筑方式。伦敦烤肉架办公大楼屹立在圣潘克勒斯国际火车站和国王十字交通枢纽站中间，这幢占地5000平方米的办公大楼由396个铸铁复合钢柱构成，钢柱最大高度可以达到6米，同时可以承重2.2吨，而这一具有古老历史的建筑材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发生在这里的工业革命。

　　历史交错当下

　　尽管大卫·奇普菲尔德在英国甚至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但是不得不说，大卫·奇普菲尔德的名字在德国才是真正家喻户晓的。这有部分原因是这个国家有着对现代主义的更高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同时，这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历时10余年所改造拓建的柏林新博物馆为他带来的巨大名声。

　　柏林新博物馆始建于1855年，由对柏林近代城市面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德国建筑大师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施蒂勒（Friedrich August Stüler）设计，是也是德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建筑杰作70%遭到战火的无情摧毁。从1997年开始，大卫·奇普菲尔德受德国政府委托开始着手该博物馆的维修拓建工程。作为柏林战后唯一没有被修复过的建筑工程，柏林新博物馆的修缮也是当时最受社会关注的公共建筑项目。这个总预算2亿欧元，耗时十余年的浩荡工程，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剔和评论，其难度亦可想而知。

　　但正如米盖来·德鲁奇对于在大卫·奇普菲尔德的评价，“他是一个国际经验非常丰富的建筑师，取得了很多公认的成功，声望很高并且令人羡慕地以睿智、风度翩翩、严谨成熟而闻名。他的设计理念非常简单，在这简单背后却又蕴含着很强的合理性。运用这种合理性，他可以安排各种技术和功能方面的必要条件，并分清楚哪些是合理的要求，哪些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柏林新博物馆的扩建工程中，大卫·奇普菲尔德认为使修缮变得复杂的原因之一是博物馆遭损毁后又被搁置太久，已经很难复原这座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细节和原貌。所以他的翻新理念并不集中在恢复建筑的具体细节，而只是恢复原有大体框架。在修复博物馆部分结构时使用了砖和混凝土，但更多的还是力争去重新使用那些当年被炸碎的残料，包括一些石柱断料和仿古埃及彩绘天花板。其建筑正面的立柱、主楼梯和院子主要保存了当年的遗迹和自然老化的样子，而建筑的西北翼和东南翼的跨距则完全被重建。“一个重要的理念是，我们尽量使用1997年修缮之初所得到的材料。”大卫·奇普菲尔德如是说。

　　修缮后的柏林新博物馆于2009年3月重新面对公众开放。部分重建后的全新空间和完整保留历史原貌的遗迹以一种“恰当”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得到了很高的赞誉。这个建筑项目获得了2011年欧盟当代建筑奖（又称密斯·凡德罗奖， Mies van der Rohe Awards）。其评审主席莫森·莫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针对其评价：“重建新博物馆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很少有建筑师和客户能够胜任如此具有历史重要性和复杂性的项目，尤其是当项目既涉及保护又涉及新建问题的时候。此项目重新引发和强调了很多美学，伦理学及技术方面的问题。”

　　从这个典型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诚实面对历史”和“实用主义”是大卫·奇普菲尔德非常重要的建筑理念。他并不拘泥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代差异，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清楚地诠释一种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延续性”，或者说，作为一个建筑师，他更加乐意去承担将历史在时空中保护和延续下去的责任。

　　大卫·奇普菲尔德的建筑是现代的，并且同时蕴含了现代的理性与诗意。它们从不博人眼球，甚至希望人们可以在环境中忽略它的存在。因为对于大卫·奇普菲尔德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可能会受某一风格的影响去喜欢新奇古怪的建筑，但在这之上，有一个远更重要的目标，就是功能和舒适。历史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和传统，但同样重要的是，建筑需要满足现代人的行动习惯。在大卫·奇普菲尔德的建筑中可以看到他极力营造一个开放、无拘束的活动空间的努力。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们喜爱一幢建筑，比仅仅是被一幢建筑所震惊更好。”

　　文 王若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