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底下的红太阳

　　莫斯科地铁，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运输系统。它以富丽堂皇光彩夺目闻名于世，让四方游客蜂蛹而至。然而这片地下的宫殿，记录的是放大镜下那一段被浓缩的岁月的变迁。在上世纪地铁设计之初，苏维埃政权下的俄罗斯直截了当地昭告天下：地铁所建设的，是一个“光明的社会主义未来”，就好比一轮人造的红太阳，光辉无处不在，哪怕是近百米深的地下，也不再容忍任何黑暗的角落。

　　列宁莫斯科市地铁系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铁系统之一，全长313.1公里，以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拥有共12条线路188个车站，每个工作日大约能接待8-9百万人次。地铁标识只用俄语，对外人来说并不那么方便。然而为了更容易地辨别方向，报站系统却显得十分贴心：当地铁由周边向市中心驶去的时候，报站音为男声，而当地铁开始驶出市中心通往郊区的时候，报站音则为女声。所有的线路按照其开通顺序的先后获得1—11的编号，其中最重要的是5号线——环线，它负责连接起其余绝大多数线路，其长度大约为20公里。而关于这条环线的来历则有这样一个传说：地铁工程师们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一起进行线路的规划，斯大林的咖啡杯放在线路图上，留下了一个环形的咖啡印。当设计师们拿回这张印着圆圈的规划图，只得将这个不小心留下的痕迹也当作一条线路录入了整体的规划系统。

　　回顾莫斯科地铁的历史，几乎是一部政治与社会变更的纪录片，苏联建立与解体的骤变，让整体的剧情更加浓缩跟明晰。早在十九世纪末的沙皇统治下，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为莫斯科建设地下交通系统的概念便已被提出，这项提议却由于一战的爆发而搁置。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莫斯科的人口进一步扩张，城市不断向外扩充，地面的公共交通网络日渐发达，然而全部加起来也满足不了极速膨胀的交通需求，于是地铁系统的建设再次被提上日程。1928年至1932年，是斯大林为苏维埃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力图把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打造成为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天堂。如果不是这狂热追逐工业的五年，那么地铁的修建将很可能面临一些关键原材料（如钢铁）的缺失。而在紧接而来的以城市化为核心目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基础设施少得可怜的背景下，地铁成为了社会公共服务建设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从1930年动工到1935年完成第一条线路，地铁背后的总指挥官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充分发挥了自己动员人民鼓舞人心的本事，将地铁的建设与“体现社会主义设计的优越性”紧紧联合。第一个建成的车站，也以这位斯大林当时最得力的助手为名，当然，卡冈诺维奇车站这一名称在这位领导人失势之后，便也顺理成章地消失。

　　事实上，在地铁兴建之初，正是苏联历史上恐怖的肃反时期，工程师们一面饿着肚子，一面心惊胆颤地构筑着恢宏大梦。在缺少有经验劳工的情况下，苏联也曾向有着最悠久地铁系统的伦敦求助。因此第一条线路的修建，施工部分主要由苏维埃的工人们完成，而线路的规划跟设计，则主要来自伦敦地铁的一批专家。然而这些专家却并未能在苏联逗留太久，在1933年就全体被斯大林以间谍的名义驱逐出境。莫斯科地铁所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蓝图的版块。苏联人民要凭借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在各方面艰苦的条件下，创造苏维埃的接二连三的奇迹。地铁站的设计，不可避免地承担了纪念碑式的意义。

　　作为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的一部分，沿线的一个个地铁站需要以宫殿的姿态呈现。大理石立柱，花岗岩地面，华丽的水晶灯映射光彩夺目的装饰，要像教堂一样勒令人们抬头仰慕，要像太阳一般提醒着自身的伟大与民众的谦卑。俄罗斯曾经盛行过红极一时的“构成主义”，也拥有像康定斯基（Kandinsky）这样的抽象主义先驱。起初这些拥有“现代”意味的艺术流派，由于其与传统的决裂而受到革命者的欢迎，然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各式各样的艺术风格或者因为“无法被劳动阶层所理解”、或者因为“与腐朽的资本主义相关”而逐渐被取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成为官方唯一允许

　　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以目的为导向的派别，它更像一种为社会形态正名的工具，用来呈现跟赞颂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一切的“设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引领下统一了口径。又因为斯大林本人非常喜爱华丽繁复的古典风格，地铁站的装饰设计便以既盛大又雄伟的姿势，投身于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主题。

　　被认为最美丽的马雅可夫斯基站（Mayakovskaya），是莫斯科地铁也是二战前所谓斯大林式建筑的范例之一。车站内使用了发光的铬合金柱，耸立起高高在上的穹顶，用一圈明亮的灯饰，烘托起由画家亚历山大·德内卡（Alexander Deineka）用镶嵌马塞克组合的34幅系列绘画作品“苏维埃的天空”。这片“天空”所描绘的，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所展望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光明的未来，任何途经马雅可夫斯基站的路人，都会不由的抬头仰望这一排炽热的“天空”，为这灿烂的前途而心生倾慕。马雅可夫斯基站的设计师杜什金（Alexey Dushkin），是苏联当时著名的左翼建筑师，原本用来连接苏维埃宫殿的克鲁鲍特金站（Kropotkinskaya）的设计也同样出自他手。为了修建世界第一高的建筑苏维埃宫殿，原来伫立在这里的救世主大教堂被炸毁，克鲁鲍特金站也被规划成为规模最大最宏伟的设计，然而，苏维埃宫殿却因为政治因素同时也由于设计自身的问题最终未能实现，克鲁鲍特金站的建设也未能延续其最初的设计，如今留下的只是当时一小部分的精致华美的大理石墙面跟立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地铁站带来了新的设计主题，对社会生活的畅想被对战争的描写所替代。战争期间，地铁站由于其地下的优势及其宏大的规模，还被用作防空洞保护着莫斯科的人民。1944年建成的伊莱托伏站（Elektrozavodskaya），天花板上覆盖着318个密集排列的白炽灯，十二座大理石浮雕刻印着国家在世界大战中的斗争。而战后阶段修建的地铁站，则被认为迎来了其艺术设计成就的巅峰。1954年开放的基辅站（Kievskaya），在大理石拱门与马赛克镶嵌画上辅以金饰，以极尽华丽的古典风格，描绘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联合，在站台的尽头，则放置着一幅列宁的肖像。而冷战的到来，又为莫斯科带来了一条深入地下的秘密地铁。虽然从未获苏联或俄罗斯官方正式承认或否认，这项在核战阴影下设立的秘密系统却广为流传。这条线路据说由极深的地铁系统互相连接，以提供快捷和安全的渠道疏散政要。领导人可以从平时的办公地点经由封闭和坚固的通道在城市的地底下移动。系统当中建有重要的指挥中心，其中一个就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地下。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及其对斯大林开始的批判，地铁的豪华风开始有所收敛。赫鲁晓夫崇尚简单朴素跟实用，因此正如之前提到的克鲁鲍特金站（Kropotkinskaya），地铁站的设计在装饰规模上被大幅缩简。在这一时期修建的站台，尽可能采取方便经济的技术，几乎都拥有完全相同的简单外表。然而这项举措有时一不小心也会落入功利的陷阱，对便捷省钱的过分追逐，造成了部分建筑的质量问题。地铁中一些便宜的瓦片经不住列车常年的震动而脱落，使某些墙面变得五色斑驳。而在之前的华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设计师们如杜什金，同他们所创造的华丽装饰一起，没能摆脱掉被摒弃跟清算的命运。杜什金从1955年到1974年再未能设计任何一栋建筑。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华美的建筑风才有所回潮，然而此时在赫鲁晓夫时期所建立的简单经济的地铁设计模版，早已稳固地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莫斯科地铁如今仍在每天繁忙的运行，轰隆隆的车轮还没有完全掩埋掉过往的身影。它曾经是向资本主义社会证明自身强壮的武器，曾经是向民众宣传一片光明未来的工具。那些或精致华美或振奋辉煌的装饰，赞叹倾慕也罢，批判不屑也罢，褪去了历史的阴影，在记录与印证的角落，更多的或许是单纯地留在那里，成为一张张游人手里最漂亮的照片。

　　文 李正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