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建筑史 评展览“东西德建筑发展历程1949-1989”

　　任何一种艺术领域，都不可能比建筑更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念，更有助于上层建筑的渗透，更能反映现代技术文明。

　　——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

　　意识形态与建筑

　　由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学院与德国建筑档案馆联盟合作主办的展览“东西德建筑发展历程1949-1989”近期正在798艺术区举办。这个展览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建筑与意识形态，即“建筑是如何为塑造两个德国服务的？”。展览的英文名称——“Two German Architecture 1949-1989”，更为清晰地反映了这个核心指向：“German”主要指的是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多重因素；“Architecture”主要指的是建筑物与建筑学，而不是建筑师与建筑理论（虽然后者在展览中也是出现的，但主要是以文献说明的方式，不是主要的讨论对象）；“Two”暗示了关注重点在于揭示差异性，而非寻找统一性。本质上说，这个展览不是通过东西德两个国家讲述建筑，而是通过建筑讲述东西德两个国家，以此揭示理解当代建筑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次展览在多重维度上展开了对比分析，一个简单的总结是：西vs东=民主制度vs人民民主专政=市场经济vs计划经济=联邦德国vs民主德国=美vs苏=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在这些问题之中，建筑的意识形态问题贯穿所有线索的始终。在两个德国存在的40年间，风格与形式问题的意识形态化一直是德国建筑界广为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特别是对于分裂成两个部分的柏林而言，尤为显得重要。由于两个德国都声称拥有柏林的主权，在这样的语境下，每个建筑，无论是修复、改建还是新建，都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与反映，都要以塑造国家的价值立场为首要目的，这些因素必然是建筑师思考问题的前提。同时，来自政治家的影响也是不容质疑的。上世纪60年代阿道夫·阿恩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的主要撰写人）所提出的问题——“一个视自己为民主体制的社会与一个极权或专政政权的社会相比，是否需要另一种类型的建筑表现，如果是，‘民主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直对西德建筑师群体影响极大。如果我们想深刻理解意识形态与建筑的关系，没有比仔细阅读这个展览更合适的了。

　　展览的历史分期

　　展览前言中清晰地界定了“1949”与“1989”这两个时间节点确定的原因：“1949”是二战后两个德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的时间，而“1989”代表着冷战的结束，这是一个影响了20世纪政治格局的重要历史分期。

　　德国建筑设计方向一直以来有着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包豪斯建筑传统，长期被纳粹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建筑”，直到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这种在现代建筑学中具有传奇色彩的民主特征，才被联邦德国无缝继承下来。同时，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接受的主流建筑形态。另外一个例子是，20世纪早期的俄国构成主义意识形态内涵是无产阶级文化，然而1929年斯大林上台之后认为其代表资产阶级，转而把带有民族特征的新古典风格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正确的形式风格，后者直接、长时间地影响了东德的建筑风格。

　　正因对不同历史时期所连带的意识形态的界定，我们才能理解两个德国之间的差异身份：相互区分中的一方总是在界定另外一方，构成了一个多元互相指涉的参照系统。这个展览的价值，不是仅仅给我们呈现出一堆历史史料，而是为我们呈现出每个历史时刻下深思熟虑的选择，如同下棋，每一步都与对手有关，无法提前制定出一个可以按部就班执行的蓝图。在了解这些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展览内容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时间段的进一步划分：

　　1949-1959：意识形态

　　这是战后两个德国成立政府后的最初十年，政治性的解读是理解建筑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逻辑线索。比如，民主德国下决心精确地追随19世纪的传统，并把联邦德国的建筑定义为垄断资本主义风格，以确定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而西德则将东德的“斯大林主义”建筑总体上等同于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回应，同时自身与第三帝国的建筑风格彻底决裂。而在文化领域，也同样是意识形态的战场：“城市心脏地带”在西德是去政治化的私人区域或是“文化广场”；而在东德，到处都修建了仿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文化之家”，它们被看作是文化的“庙宇”与工人们的“殿堂”。

　　1960-1978：消费社会

　　冷战开始，虽然政治因素的对立仍清晰可见，但由于这个阶段西方国家普遍进入消费社会，经济因素开始取代政治因素成为主导力量，因此，意识形态的竞争主要转向经济领域展开。两个德国都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重建以证明自身制度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得政治建筑、文化建筑与居住建筑仍旧差异巨大，但在消费领域却表现出相似性的一面。比如，西德发展成为一个以美国为榜样的福利与消费社会，而东德也开始筹建大型购物中心，其中一些是对西德建筑的惊人模仿。表面上看购物成为唯一一个去意识形态的类型，然而，通过消费领域与生活方式的渗透对东德进行影响，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更加隐蔽的一种竞争方式。

　　1979-1989：全球化

　　这个阶段美国与英国均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的流动和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国际形势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全球化也开始成为普遍的背景。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流动与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不仅局限在两个国家内部，而是扩展到一个更大的尺度。在这个时期，西德明显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而苏联由于自身的问题，在这个时期逐渐失去对东德的控制。在1979年到1989年期间，柏林不仅是德国建筑师，也是全世界现代建筑师最重要的实践舞台。1984年至1987年进行的柏林国际建筑展（IBA），邀请了西方各国众多著名建筑师进行了172个实验性项目的设计，充分展现了世界城市设计和住宅设计的重大改变。同时，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充分交往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发展加速了两德的统一进程。

　　比较的建筑史

　　展览的本质不是展示，而是一种比较与批评的过程，而这种批评与历史有关。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中，塔夫里首先揭示了批判与历史的关系。“批评意味着收集现象的历史精髓，将它们严格的评价并筛选，展示它们的神秘、价值、矛盾和内在的本质，并且探索它们的全部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通过理解展览的内在逻辑来理解展览本身。这个展览分为五个主题（国家组织和立法、文化和信仰、生活与休闲、教育和培训，商业/工业和立法），同时，一个建筑学的视角也分为十个主题被呈现出来（如城市重建、如何对待传统建筑、工业预制系统、国际建筑展等），两套分类系统是同时并置在一起的，并在内容上互相立体指涉。展览通过文献、评论、模型等多种方式，系统性地呈现了对于建筑之内与建筑之外复杂关系的理解：对于建筑师而言，建筑的问题不能仅从建筑自身来解决，因为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主导力量，经济条件是前提；但建筑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建筑本身来解决——最终要落实到建筑学语言与技术构造。即使国家意识形态对东西德的建筑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建筑学自身的语言仍旧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受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史密斯夫妇的“黄金巷”规划影响，两个德国的建筑师都把城市的公共功能置入建筑内部，关心“城市密度的增加”，实现城市由“外”到“内”的转换——这些都是建筑学学科发展中自主性的一面。

　　这些主题是通过比较的方式被层层深化的，并极其强化比较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对任何一个子问题，并不预设一个先验的答案，而是通过对这些材料的不断分解、重组、比较，修正了过去简单化的历史结论（特别是对原本不太被关注的东德建筑部分）。这种展览方式本身构成了一个严谨的实证主义批评，可信的材料及分析打开了一个可以不断延展的研究可能。这种批评方式与常见的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que）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操作性批评对建筑的分析，其目的不是抽象的探讨，而是在它的结构中预先确定创作方向的“计划”，它有目的地变形历史、“导演”历史，以达到预设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展览是对操作性批评模式的拒绝，即拒绝一种最终的整体结论，而提供出一系列相对条件下的小结论，并将它们组织进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之中。

　　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或者说，对今天有意义的历史，即使过去被遮蔽或忽视，也会在一个特定时刻被重新激活，并释放对这个时刻的特殊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展览在告诉我们昨天的同时，也指导着我们如何认识未来。

　　文 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