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讲述象牙塔里的真相

　　“市场经济提倡个人利益最大化，那种君子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解构了，甚至可以说，对个人利益的考量成为了最普遍的行动准则。”阎真认为，这就是“世道”对“道统”的挑战

　　人物名片

　　阎真，1957 年9 月出生。湖南长沙人。198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 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8 月赴加拿大留学，在圣约翰大学社会系学习。1992 年回国。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等，其中前两部小说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发行。

　　一次中国思想史年会，名刊主编罗天渺被人簇拥。青年学者蒙天舒和旁人争着帮罗天渺拉行李，车来了，罗天渺走到车门口，蒙天舒不等将行李放好，追了过去。而车门口已经有个年轻人等着，等罗天渺上了车，年轻人双臂张开，把欲要挤上车的蒙天舒挡住，顺势坐在了罗天渺身旁--只一次简单的上车细节，便刻画出人们为了在名刊发表作品，对学术权威趋之若鹜的场景。

　　这是作家阎真新作《活着之上》的一个片段。继《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之后，阎真再次推出反映知识分子生存境况的长篇小说。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早就世俗化了

　　自1984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助教，后又进入中南大学文学院当讲师、教授，57岁的阎真已经有30多年的高校生活经验。他想用一部小说来表达他这30多年的生活感受，《活着之上》由此而生。阎真告诉《方圆》记者，作为一名高校文科教师，尤其是近10年来，他对学校的教育有着一种深切的忧虑，“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走向社会”？

　　“我们的学生是不是还应该有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价值认同呢？”阎真认为，这种价值认同来源于教育，而教育的资源就是教师。“教师的精神状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价值观念。如果教师的价值观念扭曲，又怎么能够想象学生会有正确的价值观呢？”他希望用《活着之上》表达自己的这种担忧。

　　一直以来，阎真都被划入“知识分子写作”这一严肃、带有浓厚批判意识和责任担当的写作范畴，他也一直这样定位自己。

　　阎真出生的20世纪50年代，正好是能够亲历“文革”、上山下乡等历史事件的时代，他曾在工厂里从事体力工作，遭遇了很多时代的事件。这样的经历其实是写作的特殊优势，阎真将这些经历收集起来，聚焦在“知识分子”的身上，用他的话来说，这便是他自己的“情感敏感带”。

　　在阎真的内心深处，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他的笔下，知识分子的痛苦扩大一点说就是整个人类的痛苦，这痛苦“都源自对现世与此在之超脱的不可达到”。《活着之上》中，主人公历史学博士生聂致远便有着独立的人格，立志以曹雪芹、王阳明等历史上的伟大学者为楷模，秉承中国知识分子悠久的精神传统。

　　阎真在一次访谈中，曾将这种精神传统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统”。他认为，“道统”的核心有两个，即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和以“义”为本的人格坚守。

　　“责任意识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引车卖浆者流不同，他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个人生存，而是天下国家、社会责任；人格坚守即君子精神，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阎真说。

　　然而，这个“道统”在市场经济和权力意识这两大时代的巨型话语下，即所谓“世道”的冲击下，遭遇了强烈的挑战和危机。小说中，事事较真、坚持学术真理、远离铜臭之气、坚守知识分子道德底线的聂致远面对现实的困难，陷入了困惑与挣扎、妥协与愤怒中，生活过得并不如意。

　　阎真告诉《方圆》记者，以他对生活的观察而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早在一定程度上世俗化了。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提倡个人利益最大化，那种君子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就被解构了。甚至可以说，对个人利益的考量成为了最普遍的行动准则。”阎真认为，这就是“世道”对“道统”的挑战。

　　“世俗化”亦不可避免影响到了阎真本人。“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其实不应该做的事情。”阎真坦言，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人都更加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这没有什么不正常。他抨击的主要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将对自我的关注走向了极端，“将一切与私利不相干的价值，都排除在了视野之外”，这是他最不能理解的。

　　当前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小说中，聂致远的大学同学蒙天舒，有个著名的“地球中心屁股论”：他是个十足的人精，凡事都经过他周密计算，大小好处都要捞。他虽学问平平，却好投机钻营。蒙天舒和聂致远互换了导师，考研差10分照样通过运作关系得到录取；他“借鉴”了聂致远的论文内容，获得了全国的“优博”；在学术研讨会上，他又极尽巴结逢迎名人学者之能事，罗织关系网，左右逢源，30岁就当上了校长助理。作为聂致远的对立面，蒙天舒是高校生存环境中的胜利者，他似乎是掌握了生存方法的人。这一切同聂致远生活之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阎真告诉记者，在高校，像蒙天舒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所以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样的人他的价值观就是自我，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地球的中心在自己的屁股下面’，他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可能的空间，为自己去谋求名利”。

　　对于这样的人，阎真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小说中，聂致远虽有些瞧不起这种功利主义，可又经常回过头来选择理解，“他把自己的空间扩大，把自己的路拓宽，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他既不违反法律，又在某种意义上为人所喜爱，所以也很难说他有什么不对。”阎真认为，蒙天舒的“不对”，总归是“文化意义上的不对”，“是人格意义上的不对”。

　　盲目服从本能的驱使毕竟不是一件好事。阎真说，当前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真正的知行合一，这是令人担忧和失望之处。

　　阎真现在在中南大学文学院担任管理科研的副院长，他也不得不考虑功利的问题。因为高校现有的管理方式，让阎真总感到压力巨大，“学校的要求很难完成”。由于校际竞争，学校对每个二级单位都有考核指标，这种指标决定着老师们的职称晋升、年终奖金等等，这既关乎经济利益，也关乎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压力可想而知。

　　可是，没有这种考核机制，又怎能判别优劣勤懒？阎真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解决之道首先是从制度入手，压缩灰色地带；其次，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格层次，形成一种鄙视钻营的文化氛围，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应该有更高的价值追求

　　阎真笔下的人物都有着无比敏感的内心世界，在《活着之上》中，阎真借聂致远之口道出了当今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思考和坚持：

　　“如果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就把很多想法放下来了。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价值。如果我不想当个骗子，我得承认这种意义和责任的真实存在，何况我感到了这种真实存在。这既是对意义的渴望，也是内心的真实。以生存的理由把这种渴望的真实扼杀掉了，那我就对不起司马迁，对不起曹雪芹，对不起无数在某个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坚守者。”

　　然而聂致远的同道者却并不多。在学校，他也许只是自己小小阵地上的悲情坚守者。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授课演讲并未得到学生的共鸣。他的学生范晓敏，是校党委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的女儿，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官话、套话，已习惯由家人凭人际关系来规划自己的人生。学生张一鹏，毕业后考研复读一年，没读过几本书，所有精力用来策划一个学生社团，以图为自己谋点生活费。

　　不仅聂致远的学生不好好读书，就连自己的妻子赵平平，因为多年来没有教师编制，“想钱想得厉害”，甚至打起推销学生护眼器材“大赚一笔”的主意。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聂致远，使他看清社会和生活的本质，逼他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他感到，“赵平平的真实就是自己的真实”，他不能“当鸵鸟，把头埋进沙滩”，“你刚埋进去，银行提醒按揭的信息就来了”。

　　聂致远甚至发现，自己所谓知识分子的高洁和自尊是陷自己于不利地位的根源。赵平平让他送礼，他做不出来，赵平平训斥他：“你是什么伟大人物你做不出来，你一辈子不求人，一辈子就被压在五指山下，不怕你才高八斗气吞霄汉七十二变。”

　　阎真告诉记者，这些人物都取材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基本上是客观呈现。其中，赵平平推销保健器材的素材他取自看过的一段电视新闻。“也许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很多人都有着某种异化的特征吧。”阎真说。

　　无论如何，《活着之上》与阎真之前的作品还是有很大不同。聂致远虽然说在生活中有种种困扰、徘徊、纠结，但最后还是艰难地坚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价值底线。

　　“像聂致远这样的人在高校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聂致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秀之处。这样的坚守，已经是很艰难了，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虽说这不是最理想的结局，但却是具有普遍性的结局。”阎真说，“不过，在满足生存的同时，还应该有更高的价值追求，这才是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状态。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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