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盯政策扶持资金

　　在财政部这个每年有无数专项资金支出的中央财政大院里，二人不约而同地将国家的相关政策异化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评审专家周庆在收了210万余元的咨询费后，帮助企业向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环境资源处原处长姚劲松打听相关项目资金的审批情况，并给姚劲松50万元感谢费，姚劲松因受贿罪被判10年半，周庆虽然行贿，但被法院认定未谋取不正当利益，被判无罪。”

　　2014年12月4日，一则“行贿50万元被判无罪”的新闻占据了各大网站的头条，“行贿50万被判无罪”的舆情在网络瞬间发酵，引发了各方质疑，让广大网民“难以理解”。而鲜为人知的是，因案发单位--财政部的特殊和显赫，关于受贿人姚劲松的腐败内幕，网络上几乎搜索不到任何案情。

　　因受贿100万元，姚劲松在2012年12月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若以贪腐金额论，在财政部，姚劲松只能算是“小巫”，比他更疯狂的，还有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2014年4月29日，因涉嫌受贿2454.4万元，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判处陈柱兵无期徒刑。

　　《方圆》记者采访多个知情人士获悉，姚劲松和陈柱兵在工作上并无交集关系，同样是处长，因为部门岗位的不同，二人有着不同的权力寻租空间；相同的是，在财政部这个每年有无数专项资金支出的中央财政大院里，二人不约而同地将国家的相关政策异化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

　　帮助矿山企业获得“经费补助”

　　财政部网站显示，姚劲松所在的经济建设司有“参与拟订中央建设投资的有关政策”、“承担有关政策性补贴和专项储备资金财政管理工作”、“承担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工作”等六大主要职能，下设9个处室，姚劲松担任资源环境处处长。

　　2003年，姚劲松还在担任副处长时，认识了辽宁某地质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尚，赵尚的企业当时在申报“矿产资源补偿费保护项目”。根据《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该项目由财政部组织国土资源部等有关部门专家对各单位申报的矿产资源保护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编制项目计划，并按照项目承担单位的预算拨款渠道下达项目预算。

　　赵尚找到姚劲松，希望他能出面找专家“操作”，给自己的企业“打高分”，姚答应尽量打招呼，在后来评审环节，赵的企业果然获得“高分”通过评审，为了感谢姚在矿产资源补偿费保护项目专项资金审批过程中的关照，赵给了姚20万元好处费。

　　2005年，姚劲松开始担任处长，并被派往英国出差公干。期间，恰逢某大型国有公司资产部主任张德在英国学习，张的爱人和姚是老乡，攀上老乡关系后，二人在国外走得很近。

　　关系密切后，姚劲松告诉张德，自己所在处室有相关政策的审批权，并向张德提供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项目”文件，而张的社会资源也比较丰富。此后，张德开始成为“中间人”，接受若干矿产企业的请托，帮企业主联系申报“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项目”，而姚负责关照对张所请托的企业进行专项资金审批。逢年过节，张德都会请姚吃饭，还会奉上红包，从2005年春节至2012年春节期间，张给姚送上的红包共计10万元。

　　2009年，山东一矿老板李成才经人介绍认识了姚劲松，李成才的矿产生意做得比较大，业务拓展到了蒙古。在一次饭局上，姚劲松向李成才透露，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外矿产资源风险勘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国内企业到国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项目的经费补助和开发项目的贷款贴息。

　　听到这个消息后，李成才喜出望外，多次找到姚劲松帮忙，李成才的企业先后从姚劲松手中“批”走了上千万的项目“经费补助”。当然，李成才也没有忘记姚劲松，2009年底至2011年春节前后，李成才给姚劲松奉上了20万元的“感谢费”。

　　引发争议的50万元“打听消息费”

　　姚劲松受贿最大的一笔为50万元，由中国黄金集团地质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庆所送。周庆原先在冶金部工作，2007年，周庆被选为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矿山环境治理项目专家评审，与姚有直接业务合作关系。

　　司法文书显示，周庆于2007年至2009年间，接受北京中锰工贸有限公司和北京康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委托，为上述企业代为申报的地质专项资金项目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并以“技术咨询费”的名义从两企业收取款项合计210万余元。据两家企业的负责人吴孟达证言，他和周庆早年相识，他所在两家企业的业务是为矿山企业申报财政部地质项目专项资金，吴孟达找周庆帮忙，希望周庆在参加评审时对相关项目给予特殊关照，同时想让周庆在项目进入财政部审批环节后、资金下达矿山企业前，尽早帮忙打探项目是否获批以及获批资金数额，以便于向矿山企业证明自己的公司有人脉关系，同时便于向矿山企业索要咨询费。

　　从2007年至2009年，在地质审批结果正式下达到各申报企业前，姚劲松都会通过电话告诉周庆审批结果，周庆再转告吴孟达。为了表示对姚劲松的感谢，周庆在2009年至2011年间，共送给姚劲松现金50万元。这50万元被认定为受贿款载入姚劲松案的判决书。

　　但在周庆涉嫌行贿案中，周庆当庭提出异议，辩称并未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辩护人认为，周庆受他人之托，并未给自己谋利，请求对周庆宣告无罪。这也是本文开头中引起争议一幕的缘由。

　　一审中，西城区法院认为，周庆虽然实施了为他人请托事项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周庆从受贿人处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亦不足以证明“周庆实施了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便利条件的行为”，法院一审判决周庆无罪。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中国青年报》评论认为，即使周庆谋取的不属于“不正当利益”，但是，他送钱给国家工作人员打听信息的行为，无疑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不可收买性和国家机关廉洁性，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产生破坏。应当借鉴相关国家立法，“不管行贿人是否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只要行贿人送钱给国家工作人员，谋取了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否正当，同样属于行贿罪。”

　　最终法院认定，在上述四起受贿行为中，姚劲松收受贿赂款共计100万元人民币。姚劲松的“生财之道”较为单一，靠掌握国家相关矿产资源政策资金的审批权所实现，相比之下，在财政部企业司任职的陈柱兵寻租的领域更为广阔。

　　10年“批”走国家财政专项资金1.2亿

　　陈柱兵所在的企业司，肩负着“研究提出支持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提出中央财政支持有关行业的政策”等重大职能。案发后，据司法机关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陈柱兵利用职权为相关请托企业审批的国家财政专项资金高达1.2亿元。

　　据了解，陈柱兵第一次“湿鞋”始于2001年9月。2000年前后，陈柱兵认识了湖南籍女孩周燕。那时的陈柱兵还是财政部企业司工业处一名普通干部，陈有辆私家车，周燕老借去开，次数多了，陈柱兵觉得不是太方便。有一次借车，陈柱兵不太情愿，他建议周燕回老家找个矿山项目，然后由自己想办法批点钱，这样周燕可以挣点钱自己买辆车。

　　听了陈柱兵的话后，周燕回到湖南老家，找到了当地政府里的朋友，朋友听说“可以获得专项扶持资金”这样的“好事”，当真帮周燕找了一个相关矿山项目。在周燕政府朋友的帮忙下，当地的相关矿山项目报到财政部后，陈柱兵利用自己主管冶金矿山独立专项资金的便利，给当地批了700万元的扶持资金。事后，周燕和当地政府里的朋友签了一个“咨询协议”，然后以“咨询费”的名义划走了105万元。

　　尝到“甜头”后，二人开始寻找更大的“肥肉”。

　　2003年9月，财政部制定了《基本建设贷款中央财政贴息资金管理办法》，但该办法仅在全国财政系统内部印发，在当时，外界知之甚少。该《办法》中规定的贴息范围多限于中央级大中型在建项目，例如在水利行业领域，只限于“跨地区、跨流域的水利枢纽工程”。

　　陈柱兵和周燕将目光“瞄”向了知名国企--葛洲坝集团。周燕不过是社会上一个普通女孩，并不认识葛洲坝集团的高层，但她并不胆怯，因为背后“站”着陈柱兵。在没有任何人的引荐下，周燕就带着陈柱兵给她的财政部相关文件复印件，独自一人来到葛洲坝驻京办事处。葛洲坝驻京办的领导看来了一个小女孩“毛遂自荐”，很是狐疑。但当周燕拿出相关文件复印件，并表示“可以帮忙争取到贴息资金”，葛洲坝驻京办的领导在核实完该政策的真实性后，大吃了一惊。

　　在周燕的建议下，葛洲坝集团申报了相关材料，财政部后来给葛洲坝集团批了1300万元的“中央企业基本建设贴息资金”。事后，葛洲坝驻京办向周燕提供的中介咨询公司支付了220万元的“咨询费”。

　　“冶金独立矿山专项扶持资金”的魔力

　　2005年2月，陈柱兵被财政部派往西藏自治区财政厅“挂职”。虽为援藏干部，但陈的人事关系、权脉资源仍在北京。到西藏数月后，陈柱兵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其中一个为西藏财政厅企业处干部方军，通过方军，陈柱兵又认识了商人李某。在西藏，想起第一次帮助情人成功操作“矿山项目”的经验，陈柱兵依然惦记“冶金独立矿山专项资金”的诱人“魔力”，他让方军、李某和其他“中间人”朋友帮忙在藏区寻找合适的企业对象。

　　2001年，为了规范冶金独立矿山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支持国有冶金独立矿山发展，财政部出台了《冶金独立矿山专项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为了从该政策中捞到“好处”，从2007年至2011年，通过伪造材料、修改工商数据等手段，陈柱兵伙同方军、李斌先后帮助西藏三家私营企业成功申报了仅国有企业才有资格申请的“国家冶金独立矿山专项扶持资金”共计1500万元，在索取“好处费”777万元后，陈柱兵和方军、李斌三人瓜分了赃款。

　　2008年，陈柱兵援藏回京后，其个人仕途得到晋升，担任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但陈柱兵与藏企的勾结并未因援藏的结束而中断。相反，陈柱兵手中运用政策性资金的手段花样越来越多。

　　起诉书显示，2010年至2011年间，陈柱兵伙同方军、李斌等人为西藏某货运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获得“服务业集聚功能区项目资金”，为西藏某农业公司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家清洁生产示范项目补贴资金”，为西藏某农牧公司获得“国家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先后向财政部有关人员提出予以“关照”，共索取上述公司“好处费”共计589万元。

　　“乳粉临时存储财政贴息资金”中的猫腻

　　援藏期间，因工作关系，陈柱兵还认识了四川籍女商人杨红玉，杨红玉在西藏办有公司从事奶牛养殖及相关农副产品的加工。

　　2008年，中国曝出三鹿毒奶粉事件，受此波及影响，国内多家乳制品企业库存严重积压，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为了保护奶农的利益，缓解乳制品生产企业库存积压严重危机，国家及时出台了“乳粉临时存储财政贴息资金”等政策，这让陈柱兵和杨红玉找到了商机。

　　雪宝乳业系四川省绵阳市一家集乳制品生产、销售、存储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受“5·12”地震和“三鹿事件”双重的影响，该企业库存乳粉不断加大，牛奶销售困难，资金异常紧张。经杨红玉的“牵线搭桥”，在陈柱兵的“关照”下，2009年4月，雪宝乳业获得了中央财政对乳粉临时存储的专项补贴493万元。

　　当地媒体曾赞誉“这次财政部预拨临时存储乳粉贴息资金，体现了中央对我市企业发展和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持”。但鲜有人知的是，当时493万专项补贴中的70%--345万元不久便从雪宝乳业流入到杨红玉的公司，陈柱兵分得50万元，杨红玉分得295万。

　　同样的“手法”还被运用到了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身上，因为帮助三元集团获得“乳粉临时存储财政贴息资金”，陈柱兵伙同情人周燕向三元集团索取好处费130万元。

　　“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中的机遇

　　2010年9月，财政部联合工信部推出了一个支持物联网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财政扶持政策，在一次研究支持物联网发展的会议上，陈柱兵认识了工信部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评审组成员卜凡金。物联网属于新兴产业，根据有关规定，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工业部共同管理，工信部负责建立和完善专项资金项目库，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给出资金支持等初步意见，而资金的管理和划拨由财政部审定。

　　本来，两个部门应各司其职、相互制约，保障专项资金落实到真正发展物联网的企业身上。但陈柱兵和卜凡金从中看到了“机遇”--陈柱兵手中掌握着物联网发展专项的管理划拨权，但却苦于没有企业“资源”；而卜凡金利用担任“专家评委”的身份，有机会接触到全国各地的物联网企业。

　　二人合谋之后，决定由卜凡金找几家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经陈柱兵审批“关照”，帮助企业申请资金成功，由卜凡金索要“好处费”，二人平分。据卜凡金交代，2011年初，他找到了成都某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卜暗示罗的公司符合国家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的政策支持，并表示可以通过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处长陈柱兵帮其公司获得该笔资金，不过要拿出专项资金的20%作为“好处费”予以回报，罗某当即同意。

　　手法如出一辙，由卜凡金出面找企业谈妥20%的“好处费”后，陈柱兵优先审批“目标企业”，甚至提高划拨给“目标企业”的资金额度，“资金越批得多，‘回扣’就拿回得越多”。检察机关查明，2011年6月至10月间，陈柱兵利用担任财政部综合处处长、管理物联网专项资金的职务便利伙同卜凡金，为山东、四川、江苏等地的6家公司获得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提供帮助，共索取“好处费”共计440万元。

　　政策信息的不对称和专项资金管理漏洞

　　按理据办案检察官分析“无非是利用了政策信息的不对称的因素，财政部作为相关政策的出台者，一些财政官员除了有审批权外，往往还优先掌握着政策信息优势，而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导致了众多企业原本可通过正常途径申请专项资金，但最后都选择了姚劲松、陈柱兵这个‘直接’的通道”。

　　透析姚劲松案和陈柱兵案，记者注意到，除了国家的政策和利益受到侵害外，行贿人和受贿人基本上都处于“双赢”状态，因为“内外勾结”和“心照不宣”，谁也不会打破这种“平衡”。正如一名行贿的企业负责人所说：“能申请到国家专项资金，无论企业最后能拿到多少，也算白挣的钱，因此送上百万也愿意。”

　　“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相关的专项资金管理还存在漏洞，在政策的掩盖下，姚劲松、陈柱兵等财政官员的腐败行为难以发现，这说明相关部门对政策和专项资金的监管是脱节的，加大政策信息的公开渠道，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增强专项资金审批拨付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才能堵住专项资金的漏洞。”办案检察官建议。（文中除姚劲松、陈柱兵外皆为化名）

　　文｜汪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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