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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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12岁了。他3岁时，我到上海工作。直到他10岁，才把他接来上学。这些年尽管每天晚上都会跟他通个电话，可他究竟过得怎么样，我其实没什么概念。他个子长得很快，12岁就1.70米了。有时候，看着这个又高又壮的男孩儿站在面前，用开始变声的嗓音跟我说话，我会有些不大习惯。他成长得太快了，层出不穷的变化，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我印象里，他似乎还是那个喜欢独自拿着小汽车在床边不声不响地推上半小时的小男孩儿，长期不在一起生活，他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固化了。他4岁时，我给他取了绰号——大象。因为有一天晚上他看完卡通书后，就在地板上晃晃悠悠地走，像在模仿恐龙的姿态。我问他：“这是什么龙啊？霸王龙吗？”他回过头来表情神秘地说：“不是，是大象。”从那以后，我就管他叫大象。

　　大象出生时，我就想，将来只要他过得开心，不管他学习怎么样。可是我食言了。他来上海后，学习一直跟不上，我给他请了家教，效果也不大，我很快就失去耐心，为他的成绩焦虑，训斥他不努力。这让他非常失望，可大多时候，他并不申辩，只是沉默地接受。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少言寡语的小男孩儿，渐渐显露能言善辩的本色。他跟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把我带到上海不满吗？因为你让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还要让我在这么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上海。”我试图说服他，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在上海你会有更好的环境，可以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将来可以考更好的大学。”他不屑地说：“那又怎样？我不觉得你说的这些很重要，反正你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一天，他从同学家里回来，问我：“爸，你为什么不买房子？”我说：“买不起。”“那你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呢？”我说：“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写作吗？难道一定要到上海来才能写作吗？其实在哪里都能写东西。”显然，他是被同学家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刺激到了。我告诉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还有比房子更重要的事，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比什么都重要。他听着，摇摇头，说：“反正我理解不了你的想法。再说了，你写作能挣几个钱？出本书能挣几个钱？”

　　我试图通过耐心的解释，让他明白，能一直喜欢，比有没有钱重要得多。而且，现在我们该有的也都有了。他的态度也很激烈，我们辩论了很久。他突然问我：“爸，你的理想是什么？就是当个作家？”我告诉他，我先得养这个家，然后才是其他。“这很难吗？”他淡淡地说道，“我还是觉得你应该考虑一下怎么能成功的问题。”

　　暑假里，他的同学有一半都跟父母出国旅行了。他倒并不羡慕他们，他只想多些时间打篮球。他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迈阿密，看场热火队的季后赛。除此之外，他没什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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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理想，是将来能去NBA打球。我说这很难。他听了似乎又想要辩论一番，可想想还是放弃了。他觉得自己将来完全有可能靠打篮球活着。他从网上下载了NBA训练大纲，带着几个小伙伴按照大纲要求训练。那个篮球场我去过，在河边的一个社区公园里，是个围着铁丝网的露天球场。因为没有教练，他的很多动作都不够标准，可这并不影响他的热情。每次训练，他都练得很刻苦，以至于我会犹豫，到底要不要把他送到体校去打篮球？可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太不切实际了。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将来不会像你们这代人这么累的。”他说，“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就算我上不了大学，也一样可以活得很好。”我对未来的忧虑，在他看来有些莫名其妙。而他的那些理论，在我看来则是这个年纪男孩儿的基本特征。他真正在意的，其实是那种自由的感觉。

　　每次陪他练完球，我们都会走到附近的一家便利店里，吃冰激凌，喝点儿水，主要是为了跟他聊一会儿。我们坐在大玻璃窗前，看着外面的马路。我早已习惯了话题由他来选择。他不大喜欢跟我聊NBA，如果一定要谈的话，也会有意谈些关于乔丹、马龙、约翰逊和张伯伦这些老早年代球星的事儿，为的是照顾我，不至于冷场。他更愿意问我些历史方面的问题，比如，甲午战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输在什么方面？抗美援朝志愿军死了多少人？为什么美国会是超级大国？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待上一个多小时，然后才离开。其实我知道，他只是想多跟我待上那么一会儿。我也是。

　　赵松

　　（王传生摘自《文苑》2014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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