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为何能久战不败？

　　团队合作不仅是最世文化的赢利模式，还是其公司品牌的核心吸引力。最世文化的集体生产正是遵循资本的逻辑，试图建立新的“1＋1>2”的利润生产模式。随着最世作者群中涌现出更多的知名作家，作家经纪的规模效应也愈发显著。

　　如果仅从作品销量的角度看，郭敬明毫无疑问是“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他曾7次获得内地年度图书销售冠军。在1999至2005年度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中，他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三部作品分别名列第4、8和12位。 在2006至2010年的“开卷5年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Top30”中，郭敬明更是一人独揽了六个位置。在郭敬明的“畅销神话”背后，是无数读者的支持和喜爱。从2004年开始，各种大大小小的文学阅读调查都表明，郭敬明一直是最受中国青少年读者欢迎的作家。

　　如果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看，郭敬明似乎又是当代中国最富有争议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位文学作者像他那样，将作家、商人、企业家、富豪、娱乐明星和流行偶像的众多身份集于一身。一方面，郭敬明在从事各种促进文学繁荣的工作：出版文学书籍，主编文学刊物，举办文学大赛，挖掘培养文学新人；另一方面，他又总是在“玷污”文学的纯洁性，消解作家的文化权威：他对个人财富和奢侈品牌的孜孜渴求、他与娱乐圈和时尚圈的亲密接触、他博客上的半裸照片和微博上的百万粉丝大军，无不背离了公众关于文人/作家的集体想象。郭敬明不仅在“肆无忌惮”地重写作家身份所隐含的行为准则，还以公司的形式结集了一大批年轻作者，共同拓展文学在整个文化场中的疆界。

　　在媒体眼中，郭敬明是一位“文化商人”。在学者笔下，他被界定为“产业型作家”或“次级核心作家”。一方面，郭敬明的作家身份仍然和传统的政治文化体制保持着一定联系；另一方面，郭敬明的作家身份的“可持续性发展”，又主要依赖于文学明星制度、当代推销性文化，以及文学的产业化转型。其获取文化权威的方式和将文学才能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方式，都与以往的作家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差异。

　　因此，研究郭敬明，要审视的是郭敬明和他亲手打造的最世作者群在作家身份方面所体现出的矛盾和新变，以及作家身份所暗含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非制度性权力资本之间的互动。

　　名人的商品与符号化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青春文学作者的“明星化”、“偶像化”。由于青少年读者在青春期的偶像崇拜心理，作家的偶像化“正好是通往‘目标顾客’的有效途径”。“青春写作”有两种模式：一是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偶像明星式的畅销书写作；二是以安妮宝贝为代表的流行经典式的长销书写作。韩寒、郭敬明最初成名是靠作品，此后更多的是靠偶像的魅力和成功人士的光环。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整个当代文学生产都出现了明星化的趋势。因为“明星是文化消费的焦点，也是文化经济增值的支点”。市场上最具有交换价值的不是文学作品本身，而是作家的明星身份。“在文学生产明星化的最初阶段”，书商们多从已成名的作家中挑选合适的对象进行炒作、包装。新世纪以后，书商们开始“从有潜力的年轻人中发现明星坯子”。韩寒和郭敬明就是这样上市的第一批少年作家。

　　新世纪以来，由于图书出版行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出版商不得不倚重畅销书和明星作者。由于图书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图书销售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畅销书的市场拉动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出版社在选择重点书时，无疑会首先考虑作者的名气。名气越大的作者，越有可能成为出版社重点推广的对象。

　　其实，文学生产并非被“整合到娱乐产业”，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业。不管是文学产业还是娱乐产业，都不得不利用明星制度来规避不确定的市场风险。消费时代的文化产业更多地倾向于利用名人和偶像对受众主体性加以建构。在此过程中，名人和偶像被商品化、符号化，并参与到把受众界定为有可辨别界限群体的活动中。郭敬明等明星作家的写作风格、个人经历、生活习惯乃至隐私往往被大众传媒刻意夸大甚至扭曲，转变为具有特定内涵的符号，以吸引、建构并扩大稳定的受众消费群体。

　　不过，从作家功能的角度看，作家天然具有成为明星偶像的潜能。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引发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让读者感觉作者仿佛就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

　　郭敬明这位80后偶像作家的出现，延续了明星作家作为“无权的精英”的社会功能。他找到了在既有的文学生产体制之外的成名方式，几乎不依赖传统的文学评价和筛选机制，全凭市场和读者就能维持自己的明星地位。郭敬明的存在表明，个体在当今社会里依然可以既保持独特的个性和锋芒，又获取巨大的声名和财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郭敬明是否是文学明星，而在于他们如何使用、掌控自己的明星身份。在这方面，郭敬明对于自身名声的开发尤为引人瞩目。

　　成为品牌和推销性符号

　　传统作家至多停留在用自己的名气为他人作序或写书评的阶段，但郭敬明这个名字却经历了“三级跳”。在郭敬明刚出道时，他只是青春文学、80后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依靠作品销量，在文学领域赢得了声誉。在成功地创办《最小说》杂志之后，郭敬明的名字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成为青春文学的著名品牌，也就是“推销性符号”。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最小说》和《最漫画》杂志，以及“文学之新”选拔赛，无一不是在利用郭敬明个人的品牌吸引力。自2010年8月代言“珍视明”眼药水之后，郭敬明的名字进入到第三个境界，它已经可以和郭敬明的文学作品或活动彻底分离，而被文学之外的领域所租用。

　　2010年底，郭敬明在腾讯网的个人频道开通。这是国内大型门户网站首次为个人开通独立频道。现在，腾讯网民在访问新闻频道、体育频道、读书频道之外，还可以访问“郭敬明频道”。该频道下设图书、新闻、作者、图片、视频、活动、“文学之新”大赛、《最小说》基金等专区，集合了郭敬明和最世文化所有签约作者的最新动态。腾讯网计划拿出100万个QQ号与郭敬明合作，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郭敬明读者通过QQ号联动起来，向他们定向发布消息。“郭敬明频道”的开通，标志着“郭敬明”这个名字已经名副其实地融入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交际“网络”。而这个网络的推销性质是不言而喻的。腾讯借助郭敬明来吸引、组织QQ用户，郭敬明本人也利用腾讯的平台进一步提高了个人和公司的知名度。诚如郭敬明自己所说：“郭敬明这三个字今天已经不是我个人的，不是作家署名的郭敬明，而是行业或者产业里面的一个聚光效益，只要是我策划的，是我关注的，是我在涉足的一个领域，就会迅速吸引目光，无论是我们生产产业链上的目光，还是下游读者群的目光。”

　　深深嵌入当代推销性文化的郭敬明，就仿佛是炼成了乾坤大挪移的张无忌，可以自由地吸取任何门派的武功为己所用。他的名字日益频繁地与其他影视、时尚、娱乐名人联系在一起，相互借力，共同受益。当下，媒体、公众、文学界每一次提起郭敬明这个名字，不管是攻击、嘲讽还是赞美，最终都只是巩固了这个推销性符号的价值。

　　从作家到作家经纪

　　郭敬明与韩寒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韩寒只成就了他自己，而郭敬明却帮助一大批年轻作者实现了写作梦想，其中一些人还像他本人一样成为了畅销书作家。最世公司的签约作者安东尼（马亮）曾将郭敬明比喻为太阳，郭敬明俨然成为当代文化星空中一颗光芒四射的“恒星”，而他麾下的最世作者群也的确因他而成为同样闪光的“星体”。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学新星们，彼此照亮、相互辉映，共同组成了青春文学产业中最大规模的“星系”。

　　与发达国家的作家经纪人制度相比，中国出版业不仅缺乏为作者服务的经纪人，甚至把作者视为弱势群体，轻视作者的劳动。郭敬明在创办“岛”工作室时期，曾被出版社拖欠数十万元的稿费。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郭敬明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中国出版业的现状。2006年7月，年仅23岁的郭敬明注册成立了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并出任公司的董事长。2010年7月，柯艾更名为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自称拥有“最先锋的创意，最新锐的理念，最顶级的阅读享受，最优质的作家，最富进取的团队”。短短几年时间，郭敬明的公司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一个拥有30多名员工和两个分部的、颇具规模的文化公司。

　　最世文化的一项主业就是与有才华的年轻作者签约，做他们的经纪人，帮助他们出版作品。公司在一份宣传册中称要“打造国内第一家用娱乐经济公司的模式来代理青年文艺创作者的优秀经济公司”，为作者提供企划、编辑、推广、海外版权等全方位的专业服务。每一位签约作者都将有自己的专属编辑。编辑会与作者“及时沟通审稿意见”，帮助作者“解决一系列创作中遇到的难题”，为作者安排宣传活动以及书籍的装帧和版权开发，在作者外出签售、聚会时提供生活上的照应。郭敬明本人也不遗余力地利用自己的人气提携旗下的签约作者，为他们的新书作序，在《最小说》和“时光”论坛上刊登他们的新书广告，带领他们进行签售和媒体宣传。在推出新人新作时，郭敬明还会亲自“提供长篇的创意和选题”，修改单行本的封面设计、内文版式和宣传文案。

　　不同风格、不同定位的作者的加盟，不仅让最世文化的文学出版变得更加多元，也满足了读者群的多层次需求。最世作者群的形成还开启了作家之间新的合作模式。最世文化的集体生产正是遵循资本的逻辑，试图建立新的“1＋1>2”的利润生产模式。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类型的集体创作方式。

　　第一类是多人集体创作的单个文学作品。2010年年中，最世文化开始筹备《我们约会吧》的小说和剧本。郭敬明先独立完成了剧本的创作，根据剧本衍生出来的同名长篇小说则是由郭敬明、笛安、落落、爱礼丝（吴亮）、王小立、李枫等人共同完成。

　　第二类是多人独立创作的系列作品。2011年最世文化推出了一个奇幻系列小说《骑誓》，由公司的10位作者每人讲述一个帝国的骑士故事，共同构建一个全架空的幻想世界。这个系列目前已有两部作品上市，一部是陈晨的《骑誓·蛊骑士的灵印》，20万字；另一部是肖以默的《骑誓·十字骑士的诅咒》，12万字。以平均每部15万字计算，整个系列如果出齐的话，总字数将达到150万字到200万字之间。超长篇网络小说虽然能够创建庞大的叙事宇宙，帮助读者打发闲暇时间，但其中存在大量的水分，“可能只有20万字是真正有意思的，其他80万都是铺垫”。较之网络作者，依靠纸媒出版的作者会更讲究文字的表达和作品的艺术性，他们很少能一个月就写出20万字的可出版作品。为了与网络小说竞争，满足读者连续阅读超长篇小说的需求，集体创作就成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第三类是多人独立创作的作品合集。多位作者针对同一个主题，展开创作，他们所完成的作品被收录在同一个图书单行本里。2011年出版的“下一站”游记系列丛书，就属于这个类型。该丛书目前已经出版了两本，一本名为《下一站·神奈川》，另一本名为《下一站·伦敦》。两本书都是分别由最世文化的五位作者参与。《神奈川》收录了郭敬明、落落、笛安、消失宾妮和王小立2010年去日本采风的成果，内容包括“九万字的文学创作”和“近百张唯美写真摄影”。《伦敦》则记录了郭敬明率领第一届“文学之新”四强（萧凯茵、卢丽莉、叶阐、陈龙）赴伦敦进行为期一周的文化交流的过程。内容以散文、四格漫画和摄影图片为主。在这一类型的集体创作中，作者之间的合作主要不是发生在创作层面，而是发生在营销层面。“下一站”系列似乎是在模仿娱乐明星的写真集，主要以粉丝读者为目标群体。图书的文字内容乏善可陈，但图片精美、印刷质量好，适于粉丝收藏。由于参与的作者各自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合在一块儿出书无疑有利于提高图书的销量。

　　团队合作不仅是最世文化的赢利模式，还是其公司品牌的核心吸引力。《最小说》除了重点宣传郭敬明个人的品牌价值，还特别注意宣传最世文化的公司形象，向读者灌输这样的信息：最世文化是一个奋发有为、精诚合作、友爱包容、时尚有趣的集体。这对于80年代以后出生的、渴望同辈之间的友谊和群体归属感的独生子女，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郭敬明的部分粉丝读者也的确转化为《最小说》和最世文化的粉丝。

　　如今，即便郭敬明长期不出版新作，他依然会在作家富豪榜上占据显赫位置。因为版税收入只占他个人收入的20%，其余大部分收入都来自最世文化的赢利。随着最世作者群中涌现出更多的知名作家，作家经纪的规模效应也愈发显著。如郭敬明本人所说的：“最世作者群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可能是十个郭敬明都赶不上的。”不管郭敬明的文学成就存在多么大的争议，他将文学生产融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努力，他对于个人名声的创造性开发，他在当代青年读者、作者中的巨大影响力，都是不容忽视且值得研究的。

　　文/杨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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