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考古

　　1943年，纳粹德国为毁灭其大肆屠杀犹太人的证据，将设立在波兰的三座死亡集中营夷为平地。一直以来，它们只存在于少量文件与亲历者证词之中。而现在，得益于非侵入性技术，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受害者遗物、营房地基和万人坑，还原了这些地方曾发生过的惨剧。

　　勘探这样一块表面上看不到任何罪证，但却掩埋着成千上万具受害者尸骨的土地，他们有怎样的感慨？

　　当他们凭借幸存者寥寥的回忆，终于顺藤摸瓜，让毒气室的地基重现于世人面前时，他们有怎样的感慨？

　　从1942年到1943年，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这两个由党卫军掌控的死亡集中营残害了近150万波兰犹太人。如今，科学家首次开始挖掘一段纳粹政权曾竭力抹去，以及如今已隐藏在繁茂植被之下的历史。

　　“莱茵哈特”行动

　　没必要装得好像这些地方和其他考古遗址一样。发掘现场富有经验且久负盛名的考古学家们全都这样说。他们谈论的是尊重，是一种从来不曾在其他考古现场体验过的特殊感觉。不过他们还是尽力像对待其他现场那样对待眼前这个可怕的地方，以使成果无可挑剔——甚或比其他任何一次挖掘更完美无瑕。

　　成果？还会有什么样的成果？难道我们对二战中这段野蛮历史了解得还不够多，以致于还要来打扰这些亡灵？奥斯维辛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可怖景象已众所周知，成千上万的研究都可以告诉我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考古学研究无法替代历史学研究和亲历者证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大屠杀历史专家安奈特·维耶维奥卡（Annette Wieviorka）指出，“有些集中营的史料保存得非常好，如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有些集中营我们始终了解不够，如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这三个灭绝营。因此，借助其他手段来增进对它们的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因为，每个集中营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这三个完全用于屠杀的死亡营地就什么都没留下。今天来到这些地方的人只能看到树林和草地，其间散布着隐没在杂草丛中废弃铁轨，以及一些无名纪念碑。

　　考古学在这种境况下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因为，考古学现在也开始关注起较近的历史。这门学科的检测技术能让10年或70年前的遗迹像几百年前的古迹那样开口说话。近年，许多地方开始对现当代人类暴行进行反思。在卢旺达、塞尔维亚、西班牙，人们请来考古领域的专家，以在目前所能搜集到的目击证词和影像资料之外，补充此前付阙的实物信息。

　　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考古发掘即是如此。考古学家汇集两地并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因为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实施的种族灭绝早已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不，他们要发掘的是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事实。他们要把现实公诸于众，隐藏于残垣断壁和劫后黄土下的现实。他们想知道，回忆未能覆盖，或偶有矛盾之处，真相究竟如何。他们要寻找到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数据，以更好地了解发生了什么，屠夫们想要掩盖什么。

　　这场旷古绝今的种族灭绝于1941年开始策划，经过1942年1月20日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莱茵哈特”行动正式开始，其实质即在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这三个虽然偏僻但通有铁路的地方，有计划、有组织地加速对犹太人的屠杀。

　　贝尔赛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这三个集中营分别于1942年3月、4月和7月投入使用。它们的唯一使命就是高速、高效地成批屠杀运送过来的犹太人。死于三地的受害者多达150万。

　　1943年10月，严格保密、分散执行的“莱茵哈特”行动正式结束。为了掩盖屠杀的痕迹，纳粹销毁了档案，拆除了营房，炸平了毒气室，还特意平整了地面，种上各种树木，把营区改造成为农场。就连万人坑里的死尸也被挖出彻底焚毁（1005行动）。

　　仅有零星几份文件被保存了下来，加上陆续找到的十数名大屠杀幸存者和党卫军军官的证词，这才使世人知晓这些灭绝营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基本情况，仅此而已。

　　还原集中营营区分布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缺少集中营营区详图。”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考古学专家约拉姆·哈伊米（Yoram Haimi）说道，“在索比堡，我们就找不到这个……我们仅有20多幅由少数幸存者根据记忆画的草图，但相互之间差异较大。而且没有人描绘过‘三号营区’，那是毒气室所在的区域，没人能活着走出那里。”

　　尽管信息匮乏，人们却迟迟未动用考古手段。1946年，调查纳粹战争罪行的委员会派遣了一些法医到贝尔赛克，以确认灭绝营和万人坑的真实性。但当时人们才发现集中营的可怕罪行不久，当务之急是证明这一切，并保存记录。

　　有些集中营很快就被赋予了象征意义。1950年代，一座博物馆出现在奥斯维辛，营区原有的155幢建筑物和散布在近200公顷土地上的300余处废墟，再加上遗弃在营区的不计其数的物品和堆积成山的档案材料都成了展示品。

　　除了一些“挖宝人”进行的业余而粗暴的挖掘，一直要到1986年，人们才首次对一个灭绝营展开了科学的考古发掘。露西亚·巴乌利卡-诺瓦克（LucjaPawlicka-Nowak）在海乌姆诺灭绝营旧址进行的发掘，找到了几幢建筑物的地基，但它们的样式和“莱茵哈特”行动中的建筑样式并不一致。在这个建于1941年的灭绝营旧址，考古人员最终发掘出属于此营20余万受害者的大量遗物和数个万人坑。

　　2000年代初，情况有了新进展。帕特里克·德布瓦（Patrick Desbois）神父对德国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实施的大屠杀进行了研究，它们共造成100多万犹太人死亡。而对集中营旧址的发掘也陆续展开，如德国的达豪集中营、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布亨瓦尔德集中营，以及奥地利的茅特豪森集中营。之后则进行了对波兰境内“莱因哈特”行动灭绝营的发掘。

　　贝尔赛克集中营，这个可能剥夺了60万人生命的“实验室”，是安杰伊·寇拉（AndrzejKola）最早发掘的现场。但他只来得及进行了简略的发掘，这片地方就在2004年被一座巨大的水泥纪念碑覆盖了。虽然这一遗址非常重要，但此后就没能继续研究下去。

　　2007年，约拉姆·哈伊米和他的波兰同行沃伊切赫·马祖莱克（Wojciech Mazurek）开始对索比堡集中营旧地进行考古发掘；2010年，英国斯塔福德郡大学的卡洛琳·斯特迪-科尔（Caroline Sturdy-Colls）则开始了特雷布林卡遗址的发掘工作。他们的研究屡有收获，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集中营的固有认知。

　　当然，在这些地方发掘，难度也不小。考古学家不得不放弃某些惯用的手段，如用来快速探测土下埋藏物的钻探采样。这一手段在贝尔赛克的应用帮助考古队员迅速找到了几个万人坑，但是也扰乱了死者的清静，这对正统犹太教徒来说是非常忌讳的。因此，考古专家只得考虑采用其他方法。

　　在特雷布林卡，卡洛琳·斯特迪-科尔采用了一些非侵入性技术：“我们自然进行了航拍和历史档案学研究，还动用了激光地形测量、激光雷达和成像技术。对土壤电阻率的研究有助于在一片面积广大的土地上迅速找到埋藏较浅的物体；能穿越土层进行检测的地质雷达（GPR）可以探到更深的地方，但数据分析所花的时间更长。”考古人员随后进行有限的采样，以确定成像研究发现的究竟是什么。

　　在索比堡，约拉姆·哈伊米搭上了大型纪念馆建造工程的便车，得以采用更为传统的方法。发掘在分散于目标区域的探方（５米×５米）中进行。“每换一个点，我们对工作中的注意事项就多一层了解。这种‘现代’考古学和那些在千年古迹进行的考古作业很不一样。至于分析的步骤，与人体骸骨有关的提取物我们都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

　　就这样，营房地基、深井、道路逐一被发现，集中营的物理样貌大致可以还原出来了。而土壤的异常则揭示万人坑或露天焚尸炉的位置，这些都有助于更精准地估算遇害的人数。出土的数千件遗物则是它们的主人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痕迹。

　　身后之言

　　“在特雷布林卡，大部分调查笔录曾表明，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罪行记录都不复存在了。但考古发掘显示，情况并非如此。”卡洛琳·斯特迪-科尔侃侃而谈，她已经探明了纳粹最高效的“死亡流水线”的组织形式。约拉姆·哈伊米于2014年9

　　月在索比堡取得的进展也再次证明这个论断，他找到了被拆毁并掩埋的毒气室的位置：“每一个新发现都像是为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又填上了点空白。我们的工作将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还原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再等两个月，我们甚至可以为他们提供首张营区布局草图。”

　　“我们找回了那些大屠杀受害者所经历的一段历史，即便他们没能留下任何证词。”卡洛琳·斯特迪-科尔指出。

　　在灭绝营最后的幸存者也已过世的今天，这些身后之言显示出巨大的重要性。当然，幸存者留有文字，相关的历史学研究，其他集中营的档案材料，那么多集中营遗址，它们也都是无比重要的记录。但是，这些东西也在慢慢消失，状态越来越差。对于这些纳粹曾刻意要从历史中抹去痕迹的灭绝营，以及那些因为时间的磨蚀而慢慢荒芜破败的集中营，这些研究是一种新的见证方式。

　　这些研究和法国也密切相关。纳茨维勒-斯特卢特霍夫，唯一一个位于法国境内的集中营，其修复工程也说明了这一点。诚如设在该集中营遗址上的欧洲集中营抵抗运动研究中心负责人弗雷德里克·诺-杜伏尔（Frédérique Neau-Dufour）所总结的：“随着最后一批活着的幸存者逐渐逝去，很快我们就只剩下这些沉默的围墙来见证历史了……”

　　索比堡

　　考古发掘重现营区布局及多处细节

　　这个灭绝营没留下任何官方文件。仅有的零星证言表明，营区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区域里有党卫军的营房、火车站台，以及征调过来的囚犯们的工作车间；第二个区域是仓库；第三个区域除了有几座营房，便是毒气室和万人坑。这一区域与第二个区域通过一条“天堂之路”相连。

　　2007年，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约拉姆·哈伊米偶然发现自己的一位叔叔就死在这个营地。而当他来到旧址后，却只看到一片美丽的树林……“安杰伊·寇拉曾于2000年和2001年在此进行了几次挖掘，锁定了一批万人坑的位置。”这位考古学家回忆道，“但是没人再进一步追查下去。我们甚至不知道毒气室建在哪个方位……因此，我再次要求进行考古发掘。”

　　几个月后，他组织了第一次田野发掘。从那之后，每年都有新的发现：“2010年，我们确定了三号区域双层铁丝网的位置，毒气室就在这个区域里。2011年，我们找到了长约250米的‘天堂之路’。2013年，我们发现了遇害者的尸骸，他们有些人是头部一枪毙命的，同时还找到了9座焚尸炉、关押囚犯的营房以及一条通向围墙的秘密逃亡地道的残迹。”

　　考古发掘找到了巨大的乱葬坑、大量骨灰和沙子、不计其数的来自全欧洲各地的私人物品。这些物品在属于这里的纳粹看守之前都是众多受害者们的财产，有身份牌、珠宝首饰、手表……

　　“2014年9月，我们找到了一幢砖结构建筑物的地基。”约拉姆·哈伊米激动地介绍说，“而营地里唯一的砖结构建筑只有毒气室。我们已经清理出地基一侧四间房的轮廓，沿着走廊一字排开，估计还有同样数量的房间。我们还找到了用来淹死犯人的深井。所有这些迹象都足以界定这幢建筑物的用途，不可能还有其他可信的解释。”

　　特雷布林卡

　　万人坑的发现将有助于更准确地估算受害人数

　　1965年和1970年，有两起针对该营负责人的审判，史称“特雷布林卡审判”。这个在“莱茵哈特”行动中设立的灭绝营，其运作和索比堡灭绝营相似，但受害者更多。不过，除了1945年对该营地真实性的一次短期调查，以及2010年，在一名灭犹屠杀否定分子的申请下对营地实施的雷达探测，该遗址从未得到过科学的勘察……

　　“我是司法考古学家，调查罪案并帮助理解罪案是我的本职工作。”英国斯塔福德郡大学考古学家卡洛琳·斯特迪-科尔说道，“因此，当我发现，居然从未有人对这个制造了这么多死难者的灭绝营进行科学调查，我觉得难以置信。这太让人震惊了。于是我申请了发掘许可。”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等待了两年方获批准。现在，她已经组织了三次田野考查。

　　透过今天的草皮和树丛，卡洛琳·斯特迪-科尔重新界定了营地的全貌，主要依据1943年8月2日暴动中成功逃跑的50多位幸存者的描述。“遗址的边界甚至都是错误的。当时的营地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她言之凿凿，“我们找到了营房的遗留部分，它们在1943年被改造为农庄，为给人以一切如常的假象。这些遗留部分应该是原来的面包坊。我们还找到了原先让囚犯们脱衣服的那个大木棚，也就是原‘检疫站’。这是个假医院，他们把虚弱得不能进入毒气室的囚犯骗进那里杀害。工作区域一些完全不见于任何文献记录的建筑这次也无所遁形。我们还确定了至少11个万人坑的位置，其中一处长26米宽17米，深达4米……2013年，我们找到了当年的毒气室；其遗留下的砖砌地基埋在1米多的土壤下，可见纳粹分子花了多大力气来掩盖罪行。另一区域里的几间房屋残迹应该也是毒气室，埋在1米深的沙子下面……”到处，随时“都能看到人的骸骨，一些被焚烧过，一些则没有——说明纳粹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焚烧所有尸体”，以及很多物品：数量过千的胸针、发夹……

　　走出遗忘的法国集中营

　　这是建立在法国国土上的唯一一个集中营，但它几乎不为人所知。2014年3月，位于阿尔萨斯的纳茨维勒-斯特卢特霍夫集中营迎来了首次全面修复工程。1941年5月1日建成，1944年9月关闭，此营地一共有70幢附属建筑。该营共收纳过52000名囚犯，大部分是政治犯（佩戴红色三角标识）和被俘的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其中22000人在此遇害。

　　主营区如今只剩下几座岗亭和神秘的“土豆地窖”；走进用木材新造的巨大的正门，能看到厨房、焚尸炉和监狱；那边远离其他建筑的则是毒气室。关押犯人的木棚的痕迹在地面上依然清晰可见。营地建筑一直都保留着，但是“传递出一个关于集中营的错误印象”，克里斯蒂安·柏迪诺（Christian Bottineau），负责营区修复工作的法国国家历史古迹局总建筑师说道，“这是一个历经了苦难的地方，但是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如今，科学研究更正了这些错误。两年的研究使得我们能辨识营区最初的样貌，并想象其改造的过程。修复工程给参观带来了新的观感：焚尸炉和监狱重现了原样，一些“异常”也有了解释……“通过幸存者的证词，我们了解到这里进行过处决，”负责管理该营的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诺-杜伏尔介绍道，“我们找到了一些证据：在焚尸炉后面的一间房间里，研究人员在墙上找到了一些特别的小孔，这可能是由子弹造成的，我们将请科学警察帮忙进行分析。散布着这些小孔的墙体特别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它的用途。”这些房间的整体氛围和墙上的标语都得到了还原。但是“还有大量的问题找不到答案。我们希望恢复这个地方的所有内涵”。

　　撰文/Emilie Rauscher 编译/黄冠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