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类心理的一把钥匙

　　这完全是一股预期之外的认知原动力！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和我们的思考方式也许都受到我们祖先种植的谷物类型——水稻或小麦——的影响。

　　为什么欧美人和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前者倾向于个人主义，并且惯于以分析的方式推理（按照属性或者更为基本的成分解构每一个事物），而后者绝大多数呈现出一种集体主义，并且习惯从整体角度思维（把每件事物想成整体的一部分）？

　　这是个宏大的问题，人们曾从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甚至基因中寻找答案。

　　今天，托马斯·塔尔海姆（Thomas Talhelm），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一名社会心理学博士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些彼此差别的文化，部分来源于滋养它们的谷物：从新石器时代起，小麦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水稻种植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盛行，可能持续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且在两种情况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知过程。

　　以水稻种植为例，它要求农民之间通力合作。巴黎高等农艺科学学院（AgroParis-Tech）农业系的奥利维耶·杜古尔提欧（Olivier Ducourtieux）解释说：“水从上游的田地流向下游的田地，因此农民之间首先要就水流的管理达成一致，以避免这家排水涝了那家的地。”

　　集体思维还是个体思维

　　随着时间的流逝，合作的需要就会促进该地区集体主义价值的增长。“当人们需要别人帮他获得‘每日的面包’时，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别人，并且学着妥协。”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总结说。

　　相反，小麦文化从2000多年前起就引入了畜力辅助耕种，并不太需要耕作者彼此间这样的合作。于是这种农业方式允许更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萌芽，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超越个人的农业行为，发展成为文化准则，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相对立的价值接下来导引出欧美人与亚洲人之间的第二项区别，这一次涉及到思维方式。

　　欧美人这边，个人主义助长了分析的思考方式：将属性归于物体，以便将它们从背景中整理出来，分门别类。而东亚这边，集体主义推进了更为整体的思考方式的发展，也就是说，“围绕关系而非类别、围绕系统而非物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思考方式，表现出对背景的更多关注”，理查德·尼斯贝特描述道。

　　一个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思维方式，二者之间有何联系？“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他是这个背景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一（就像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例子中那样），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观察周遭的物体和事件。”黑兹尔·罗斯·马库斯（Hazel Rose Markus）和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于1991年在《心理学研究》（Psychological Review）上解释道。与之相对，个人主义倾向于发展出另一种思维方式，将物体独立于环境，强调其专有属性。

　　但以上都是理论假说，粮食文化和心理、认知特性之间的这种关系仍需通过科学方法证明。

　　正是在这一点上托马斯·塔尔海姆的工作体现出其价值。事实上，他想出了一种既巧妙又非常严密的方法。与其比较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各方面截然不同的东西方民族，他将目光投向一个语言、宗教背景等更为同质的群体：数百名中国汉族学生……他们之间唯一的明显区别是：有些来自传统的水稻种植区，有些则来自小麦种植区。

　　巧妙的方法

　　“这非常聪明。”理查德·尼斯贝特分析说。因为整个系列的心理测试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学生们相似的外表和态度背后，隐藏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性格。

　　他们的个人主义程度有着显著的区别。

　　这是文化心理学的一个经典论题，各种测试都表明西方人在总体上比其他大部分民族更个人主义。他们尤其“为个人观点的表达赋予了更大的价值，而集体主义文化更喜欢团体的一致性”，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进化认知心理学实验室主任马克·夏乐（Marc Schaller）强调。

　　举个例子看看？2009年美国的一项研究邀请受试用图表显示他们的朋友网络：用球体表示每个人，并用直线将它们连接起来。

　　调查结果令人惊讶：美国人用来代表自己的球体，直径比“朋友”平均大出6毫米，欧洲人则大出3.5毫米；日本人却相反，代表自己的球体比代表朋友的要小。这显示出西方人有一种狂妄自大的倾向，这被认为是个人主义文化的特征。

　　托马斯·塔尔海姆对一组汉族学生做了同样的测试。结果，来自小麦种植省份的学生画出的代表自己的球体直径比“朋友”平均大1.5毫米，而来自水稻种植省份的学生则把自己的球体画得比朋友小，直径平均短了0.03毫米。

　　还不够有说服力？另一个观察个人主义倾向的经典方式，是看一个人在给予奖赏或惩罚时，回护朋友的倾向性。

　　“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对待自己所属群体内的人和群体之外的人区别更为明显。”马克·夏乐解释说，因为他们趋向于更加看重自己所属的群体（家庭、乡村、企业……）。

　　2011年的一项实验揭示了这个现象。受试须想象与一个朋友或者陌生人做生意。结果，面对陌生人时，新加坡受试和美国受试态度一样，但面对朋友时，前者更有偏向性。

　　托马斯·塔尔海姆以汉族学生为对象进行了该实验。结果，来自水稻种植省份的学生中有88%更照顾他们的群体成员，而来自小麦种植省份这一比例只有61%。

　　还是将信将疑？托马斯·塔尔海姆又搬出另一个与个人主义相关的指标：离婚率。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前提下，更为个人主义的国家拥有更高的离婚率。

　　而在1996年、2000年还有2010年（托马斯·塔尔海姆研究的三个年份），中国水稻种植省份的离婚率比小麦种植省份低差不多50%。这个差距过于悬殊，不能仅用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来解释。

　　为了完成自己论证，托马斯·塔尔海姆还设计了一个极为别致的实验：他在分布于中国几个特大型城市中的12家星巴克连锁店（其标准化环境保证了相对稳定的实验背景）里，以椅子为障碍物测试了344名顾客的反应。

　　“改变环境来方便自己，这是具有个人主义文化的人身上的另一个特征。”托马斯·塔尔海姆介绍说。实验结果与研究者的假设相符。在位于传统小麦种植区的北京，将近20%的人自作主张挪开了椅子，相反，这个比例在水稻种植区的香港或广州，只有4%。

　　这还不是全部。托马斯·塔尔海姆还探索了中国学生或分析或整体的思维方式。

　　一个辨识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经典办法，是让受试从三个词——诸如“兔子”、“胡萝卜”、“狗”——中寻找不同项。

　　西方分析式的心灵倾向于根据相关事物的类别进行筛选（狗和兔子都是动物，所以不同项是胡萝卜），而远东的整体性思维却从功能性的角度出发在事物中建立联系（兔子吃胡萝卜，所以不同项是狗）。

　　可贵的研究方向

　　对汉族学生的测试结果表明：受试的原籍越是以小麦文化为特色，给出分析式回答的概率就越高！而来自水稻种植区的学生，情况则正相反。

　　在印度进行的这个实验显示出更为明显的区别。托马斯·塔尔海姆还考虑不久以后在尼日利亚也重复这个实验。

　　他还研究了另一个与思维方式有关的指标：注册专利的数量。

　　美国197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分析的心灵更容易发现日常物品的新用途。而在1992年，另一项研究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相当的情况下，世界上33个国家的人均专利数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该国的主导程度正相关。

　　托马斯·塔尔海姆在1996和2000年（2010年除外）的记录中发现，在中国种植小麦的地区，人均专利注册的数量比水稻种植省份高出将近30%。

　　尽管实验忽略了以玉米和黄米为主食的南美和非洲，尽管托马斯·塔尔海姆也承认，“影响个人主义程度的极有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变量”，他的理论还是受到了研究者的欢迎。“试图理解文化差异起源的其他解释不如这个好。”约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评论道。“这个因素确实应纳入考虑。”马克·夏乐对此表示肯定。

　　这个理论再次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深刻关系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正是自然决定了粮食作物，乃至我们的思想。一如稻米和小麦，人类心灵也是大地的果实。

　　撰文/Elsa Abdoun 编译/王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