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道德弹性

　　沉静式的领导者绝不是徒逞匹夫之勇的莽夫，他们不会采用强硬的方式来僵守道德。

　　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把田忌赛马、割发代首之类充满权变意味的中国式领导智慧置于西方价值观的放大镜下，是很难经得起道德检视的。但是，西方人真的全都会为了维护道德底线而不惜个人代价而拼个鱼死网破吗？

　　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伦理教授小约瑟夫·巴达拉克的回答是“不”。他用自己的研究确证了“人分东西，人性不分东西”的至理之论。

　　巴达拉克研究了几百个与商业道德伦理有关的案例，提出了“沉静领导”的概念。在他看来，并非所有的人都想成为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取得轰轰烈烈成功的英雄式领导者。更多的人希望在不牺牲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来履行职责，维护正义。这种力图在个人利益和道德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的领导方式被巴达拉克定义为“沉静领导”。

　　但是，平衡往往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则意味着领导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声誉或前程而不得不让严苛的道德准则打折扣。

　　佛罗里达州某市的公共健康官员西尔维曼的经历就是一个例证。

　　在1995年的新年钟声中，佛州的一家大医院迎来了新年的第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只有四磅重，而且遗传了母亲的可卡因毒瘾。公众媒体蜂拥而上，对此展开采访报道。而西尔维曼的顶头上司——市长大人则大发雷霆，决意要采取铁拳政策，拘捕那些在怀孕期间吸毒的妇女，甚至还准备提出立法议案，让检察官起诉这些妇女虐待婴儿。

　　西尔维曼一直是市长的忠实支持者，希望他能够获得连任。并且，西尔维曼也认为这些吸毒的母亲必须对自己的劣行付出代价。但是，西尔维曼又想到，如果真的将铁拳政策付诸实施，就会把那些吸毒的孕妇吓跑，再也不敢到医院就诊。这样就会给孕妇和婴儿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西尔维曼很想立即去找市长，直言不讳地加以劝阻。但是，正在盛怒之中的市长非但不会听取她的意见，甚至可能终止她的政治生涯。

　　西尔维曼不想丢掉自己的职务，但又无法坦然地接受市长的不理智决策。这就造成了她内心的道德挣扎！

　　西尔维曼苦思良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曲径通幽的办法。她找到市长的两位顾问，提了一个问题：“将会被抓捕的是什么人？”答案很简单，是许多黑人和拉丁裔的妇女。而这个群体正是市长的重要票仓。一旦抓捕付诸实施，市长的支持率势必大受影响，就会累及他的连任大计。

　　两位顾问顿时明白了。不久之后，市长收回了他的铁拳计划，转而要西尔维曼领导一个“特别工作组”来解决这个难题。

　　西尔维曼颇为吻合中国式智慧的做法只是巴达拉克列举的一种办法。事实上，巴达拉克提出了一系列权变策略。比如，转移注意力、故意采取复杂烦琐的沟通程序、利用制度本身的漏洞等等。这其中，他提出的战略性拖延在中国的历史上能够找到丰富的案例库。

　　清朝末年，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的争战中渐渐占据上风。眼看即将大功告成，曾国藩派弟弟曾国荃围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但是，太平军在天京顽强抵抗，曾国荃围攻两年都没能攻克。

　　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见状，亲自下令让李鸿章发兵援助曾国荃，会攻天京。但李鸿章接令后，却以种种看似合理、正当的理由，一再拖延出兵。这一拖，竟然整整拖了两个月。李鸿章身为大清朝臣，，没有在接令后雷厉风行地立即贯彻落实，显然是有悖忠贞奉上之道的。

　　但这正是李鸿章老谋深算的战略性拖延。曾国藩派弟弟曾国荃攻打天京，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让兄弟立功。而曾国荃浴血围攻两年多，天京城早已灯油耗尽，指日可下。如果李鸿章不知好歹，立即按照慈禧太后之令，火速进军，显然会抢了曾国荃的功劳和风头。这样，李鸿章不就和曾国荃结下了仇怨？而且，曾国藩对李鸿章有知遇之恩，李鸿章如果这样做，就会被人讥为“忘恩负义”。

　　同时，李鸿章也不能明着对慈禧太后抗命不遵。最后，李鸿章采取了战略性拖延，一直拖到曾国荃城破功成之日才发兵向天京。

　　如果巴达拉克了解中国历史，一定会将李鸿章的做法当作 “沉静领导”的经典案例收录书中。

　　林肯因为废除了黑奴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总统之一。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深谙“沉静领导之道”的卓越领导者，在黑奴的废留问题上也耍过一个巧妙的道德花招。

　　1858年，正致力于议员选举的林肯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对于即将加入美国的“自由领地”（后来成为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是否推行奴隶制的看法。

　　林肯内心是主张废奴的，因为这符合他的道德标准。但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希望这片土地上继续实行奴隶制。如果林肯明确提出反对奴隶制，就会失去这一部分人的支持而无望于议员竞选。从利己的角度出发，林肯既不想让人认为他是废奴主义者，也不想让人认为他是奴隶制的支持者。

　　最终，林肯说：“举国上下都对以最好的方式利用这些领土非常关心。我们希望它成为自由白人的家园。如果想要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就是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行奴隶制。贫穷的白人应该从那些实行奴隶制的州搬出来，而不是搬进去。新的自由州才是穷人应该去并在那里过上更好生活的地方。“

　　林肯狡黠地将这个难题从伦理问题转换为经济问题。他并没有说自己反对奴隶制是因为它是邪恶的，而是说因为它是不公平竞争。他之所以反对在这些领土上实行奴隶制，不是为了废除奴隶制，而是为了保护自由白人的经济利益！

　　就这样，林肯既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奴隶制的态度，又获得了赞同奴隶制的白人的支持。林肯的灵机权变，确保自己当选了议员，并在两年后当选了美国总统。如果林肯不是通过“沉静领导”有效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他将永远没有机会实现自己最大的政治抱负。

　　总的来说，沉静式的领导者绝不是徒逞匹夫之勇的莽夫，他们不会采用强硬的方式来僵守道德。尽管他们也会因此在内心中天人交战，纠结不安。但他们还是会自我克制，力图用最稳妥的方式，在保全自身的大前提下，争取更多的时间，以找到缓和的权变之策。

　　同时，要特别提出的是，沉静式领导的权变并非毫无原则。他们绝不是要当道德的叛徒，他们只是为那些苛刻的道德原则增加一些弹性，以适应残酷的现实。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我们明白了，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西方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用道德洁癖者的标准来衡量领导者，恐怕这世界上除了佛陀、耶稣等寥寥无几的圣人之外，再也找不到合格的领导者了。

　　所以，我们不要指望每个人都是完美无瑕的圣徒，随时可以为道德信条牺牲自己的名誉、地位、家庭，甚至生命。

　　承认每个领导者都存在着自私自利的人性特点，也许更符合人的本质，从而也更符合领导与管理的本质。

　　让道德变得有弹性一些，也许更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辉。恐怕这才是巴达拉克写作《沉静领导》一书的本意所在。

　　延伸阅读

　　领导不是逞英雄

　　巴达拉克教授认为英雄风格领导人的成功并不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真正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来自于那些不为公众所知的无数“沉静型领导者”（quiet leader）每日所做的现实而有效的决策。这些沉静型领导者没有浪漫的英雄主义，不做大胆和英勇的决定；他们有着利他和利己交错的混合动机，他们在做组织决策的时候也会兼顾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他们采取谨慎的步骤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以便保护组织、同事、部属以及自己；他们虽然重视信任，但也了解信任的脆弱；他们对理想没有过高的期望，但也不会愤世嫉俗，怀疑一切。总之，沉静型领导者可以视为懂得妥协的现实主义者。

　　在巴达拉克笔下的案例中，既有执掌公司生杀大权的CEO，也有“微不足道”的普通职员；他们面对的也许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恰恰是这些细微琐事，与人们的道德观念及利益关系有着冲突；书中w的主人公们处理问题的手法各有不同，但均没有采取刚正不阿、破釜沉舟式的英雄壮举。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却推动了事物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也较为成功地维护了商业伦理。

　　孔子在《论语》中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为：可以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坚守道；能够坚守道的人，未必能够随机应变。）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个“子贡赎人”的故事。

　　孔子的母国鲁国有很多国人沦为其他各诸侯国的奴婢。鲁国针对此设立了一条法令，凡是在诸侯国将鲁国籍的奴隶赎买回鲁国，重新成为自由人的人，可以到国库报销赎买的费用。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个富甲天下的大商人，他赎买了鲁国的奴隶，却没有到国库去报销。子贡摆明了是想当雷锋，自以为会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没想到却很意外地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孔子的意思是：你有的是钱，尽可以这样做。但是，你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把你的道德标准摆着那里，其他人就都不好意思到国库报销了。所以，没钱的人就只能放弃做这样的善事了。

　　陈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