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阴谋论传言，该拿出什么态度？

　　必须意识到“纸包不住火”，真实的阴谋、确实发生过的诡秘操作，通常情况下无法长期保密。一个开放的社会，阴谋长期掩盖的难度和代价都太大了。

　　快餐巨头肯德基日前起诉了三家通过社交网络发布谣言的企业。有关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巨头的谣言，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断言，最著名的就是所谓肯德基等企业的鸡翅食材选自“六翅八腿转基因畸形鸡”。

　　说到阴谋论，很多人就会想起罗斯柴尔德家族左右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进程的传闻。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影响力很大，有过非常密切的政商交往，这其中当然很难排除一些交易和阴谋的存在。但如果将拿破仑战败、美国南北战争、德国的统一、两次世界大战都说成是该家族运作的成果，就显得过于荒诞不经。将部分事实、部分捏造串联起来，给予无中生有的解读，就构成了这样一段阴谋论传言。

　　在美国，很多版本的阴谋论传言，跟中情局、联邦调查局有关，包括：这两家机构策划谋杀肯尼迪兄弟，故意制造了艾滋病、非典等病毒，策划了多起空难，暗杀了马丁·路德·金，等等。此外，还有人宣称，美国和俄罗斯（前苏联）的飞船从来就没有登上过月球，登月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很多人都相信这些传言是有关方面刻意掩盖的事实真相。

　　很大程度上，这与美国政府、军方、情报部门历史上从事过很多诡秘操作有关，中情局20世纪50年代曾实验过利用精神药物实施思想控制，越南战争就是美军捏造被袭击的借口后发起的。尽管如此，也必须意识到“纸包不住火”，真实的阴谋、确实发生过的诡秘操作，通常情况下无法长期保密。一个开放的社会，阴谋长期掩盖的难度和代价都太大了。

　　为什么许许多多看似理性的人，会相信各种无稽的阴谋论传言呢？美国著名法学家、白宫政府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任卡斯·桑斯坦所著的《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一书，就深入剖析了阴谋论传言广泛传播的原因。他首先援引了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观点，指出阴谋论忽略了社会领域普遍存在意外性，将所有结果、后果解释为蓄意为之的“成果”，这样一来，会让人误认为自己得以彻底了解真相。特别是在一些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的领域，知识权威机构、信息发布权威机构及其发布的信息、做出的解释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人们反过来更愿意接受那些看上去颇具戏剧化色彩的离奇解读。

　　桑斯坦进一步指出，听信阴谋论的对象其实相当有限，但更多人在看到自己所在的社交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发布这类传言后，会做出沉默；还有人通过主动扩散阴谋论传言，得以产生社会影响力。

　　除此之外，情感因素和群体极化也是阴谋论传言升级的助力。很多阴谋论传言的内容情节，意在激发受众的恐惧或愤怒情绪，从而加速传言传播，而要从事实或逻辑角度出发驳斥这类传言，则很可能会受到排斥。社交网络时代，我们更容易找到与自己立场、观点、旨趣一致的人，建立起联系，彼此都在意自己在群体中的声誉，会在很多事件中调整自己的立场，变得越来越趋于极端。

　　那么，面对阴谋论传言，公共部门是否需要有所作为呢？《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这本书的观点是，阴谋论理论上可以通过事实的检验和校正予以澄清，但很多阴谋论传言本身可能引发社会冲突，或是其他社会损失（例如，疫苗有毒、改变基因的阴谋论传言，就使得很多国家的国民拒绝响应公共卫生部门的号召接种疫苗，使得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疫病传播开来）。然而，另一方面，如果公共部门摆出强硬的姿态，致力于对阴谋论传言的澄清，这又会加剧人们的疑惑，将前者的反应理解为心虚。当然，如果针对阴谋论的反驳，能够确切地指出谣言的破绽，摆出更为具体的翔实依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进一步蔓延传播。

　　桑斯坦在《阴谋论和其他危险的想法》中，逐一讨论了美国近年来遭遇较多质疑、争议甚至阴谋论抹黑的诸项公共政策，包括二战期间被扩大的公民权利，美国立法机关近年来增加的反对虐待动物强调保护动物的法律，美国联邦和州的政府和司法机关执行的婚姻制度（反对重婚、禁止同性婚姻），气候政策，宗教政策等，对各项质疑、抹黑给予了有力回击。1944年，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阐释了《第二权利法案》中涉及的八项经济权利，包括劳动获得报酬的权利、公平竞争权利、医疗保险权利、教育权、免于贫困和免于恐惧的权利等。这些权利被解释为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事实上就赋予了罗斯福新政各项政策以合法性。这在此后持续引起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书中第三章讨论了罗斯福提到的不当恐惧引发的问题，论证了免于恐惧和贫困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必要性。

　　延伸阅读

　　SARS病毒和恐怖袭击，谁更可怕？

　　面对各种流行病毒和突然袭来的恐怖袭击，到底哪一个更可怕？哪一个更容易滋生阴谋论？在卡斯·桑斯坦看来，如果大脑曾对某些事件有记忆，那么人们认定这件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会较高。记忆引发的联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针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估算。

　　人们常借助思维捷径（即所谓的启发式思维）思考风险。这里首先产生的问题纯粹与认知相关：可得性启发是否有效。如果大脑曾对某些事件有记忆，那么人们认定这件事情再次发生的概率会较高。

　　阿摩司·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在任何一页英语文件中，以ing结尾的单词数目要比倒数第二个字母为n的单词数目多。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你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有多么荒谬。针对风险所做的判断往往会受到可得性启发的影响。人们会过高估计媒体广泛宣传的事件造成的伤亡率，包括机动车辆事故、龙卷风、洪水和肉毒杆菌中毒等，而低估那些媒体较少报道或者受媒体关注较小事件造成的风险，如中风、心脏病和胃癌。正因为如此，个人经历在我们感知风险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004年针对恐怖主义和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一项调查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充分的佐证。该调查涉及的对象有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经历了“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人认定自己遭受恐怖袭击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受到SARS病毒攻击的概率，而加拿大人却认定SARS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恐怖袭击。美国人认定自身会因恐怖主义遭受严重伤害的概率为8.27%，而感染SARS病毒的概率为2.18%。加拿大人认定自身因SARS遭受严重伤害的概率为7.43%，而遭受恐怖袭击伤害的概率为6.04%。加拿大人认定自身感染SARS病毒的概率虚高，而按照真正精准的统计，加拿大人感染SARS病毒并受到严重伤害的概率仅为0.0008%，因感染SARS病毒而死亡的概率则只有0.0002%。客观来讲，恐怖袭击的风险所涉及的相关因素更多，因而更难精确估计。按照美国每年都有可能遭受恐怖袭击且伤亡人数相等来计算，恐怖主义带来的死亡风险概率为0.001%，这个数字虽然只是我们的推测，却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美国人对恐怖主义带来的风险常估计过高的事实。

　　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毗邻的发达国家对不同事件带来的风险估计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可得性启发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美国人对恐怖袭击关注很多，总认定自己会成为恐怖袭击的对象，尤其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在美国尚未爆发SARS，有关SARS的报道也都是其他国家的，所以人们对SARS并没有像对恐怖主义这样的畏惧心理。而在加拿大，在同一时期并未发生什么恐怖袭击，却有人深受SARS的困扰。人们经常讨论SARS，再加上曾有人感染这种病毒，哪怕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加拿大等国遭受恐怖袭击的概率增加，但加拿大人依然认定SARS病毒再次来袭的概率要高于恐怖袭击的概率。

　　由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喜欢走思维捷径而导致决策错误，高效的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难免犯错。诚然，民间团体会利用可得性启发的力量，强调某起特定的事件将成为巨大危机的先兆。对此，成本效益分析就是最好的矫正方法，因为这类分析能引导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监管的实际效果上。在个别情况下，它能让人们看清楚政府某项监管收效甚微的真相。成本效益分析奏效了，才能避免人们对风险过高或者过低估计的情况。人们对某类事件记忆犹新，导致过高估计这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概率；相反，若人们从未碰到过这类事件，就会常自以为是，认定此类事件不可能发生，忽略风险。

　　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