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率与“钱学森之问”

　　政府、高校与企业博弈

　　恢复高考制度之初，大学生毕业都在国家统一分配下，不存在就业压力，很多同学在60分万岁下度过大学时光。而在下海潮等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过脑体倒挂、知识贬值的现象，但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风气得到初步扭转，重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尚。然而，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政策，又逐步打破了这一正常发展的轨迹。在大学生就业由分配制转型为自由择业以来，大学扩招所引致的大学生就业人数在短短的几年内便迅速上升，打破了原本相对均衡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就业困境日益显现。

　　在公务员考试中，出现了几千人谋一职位的现象，在企业招聘中则呈现出一个职位众多学生投递简历，招聘会上拥挤不堪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一到毕业季，从电视到网络、报纸等媒体的报道中，无不透露出大学生就业越来越严峻的趋势；高校则从系、院到班级都要求对毕业的学生就业签约情况实行一周一报制度，在此过程中甚至要求动用一切资源以提升学生的就业率。在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在校学生、企业、政府主管部门渐趋改变了对待教育的心态，纷纷用就业率来考衡高等院校的教育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百年树人的教育本质。

　　学生层面，就业紧张的困境使学生们产生了功利化和短期化取向。通过高年级学生向下传递、新闻媒介等的大肆宣传，就业的压力或焦虑已经从早期的大四学生逐步下移到了刚入校的学生。由此迫使学生在一入学就开始考虑就业，本科生普遍加大了学业向考研、出国、实习转移，研究生则向实习、考证集中，功利取向更加明显。在课程的选择上，学生们更加集中到一些必需的主干课和应用型课程上，而对其他的基础性课程则基本以学分多少、是否容易通过、是否能获得高分来决定，否则就不再进入学生的选课范围之内。同时，伴随大学生由天之骄子、知识精英向劳动者角色的转换，大学生学业取向等方面基本按照自身的利益为核心，更多呈现机会主义行为，改变了以学习为主的初衷，转而走向以就业所需条件为导向，利用关系寻求实习、考证等短期化行为大增。在此情况下，学校教育无疑就成为大学生们套取毕业证、学位证的一个机构，迎合就业时的一个敲门砖，渐趋失去了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而沦落为企业代工式的“培训”功能。

　　企业层面上，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的场景，使企业在招聘中养成了一种培训成本学校化的惯性思维。大学生就业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化转换以来，1999年的大学扩招打破了就业市场相对均衡的格局，导致大学生就业的供需失衡。大学生就业供大于求的格局，给企业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更加注重技工式的条件，对招聘职位具有相当明确的要求，基本忽视了新招员工必须通过自身的培训以融入企业文化的过程，转而把培训成本转嫁给学校以降低企业培训费用，企图直接按照内部员工的要求对待新员工的招聘，这局面无疑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大学教育不适应企业要求、大学教育无用论等假象，迫使大学改革教育机制以迎合企业的用工要求。另一方面，技工式招聘使企业在招聘中产生了较强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但对所招学生提出越来越严格的实用性要求、招聘条件，而且还会在供需失衡的条件下引致知识失业现象。即博士挤占硕士、硕士挤占本科、本科挤占专科、专科挤占中专等行为，呈现出普遍化趋势。显然，扩招所引致的企业招聘员工的学位上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的知识失业现象，造成大量高学位人才浪费。

　　政府主管部门层面，在就业压力下形成了以就业率为导向的管理与激励机制。伴随1999年高校的持续扩招，从首批扩招后的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以来，就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困局。在此背景下，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及其地方延伸管理机构，不得不改变以前的管理考核体制和目标，把大学生的就业率列为各级高等院校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由此转变的结果在教育中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首先，就业率考核导向下大学专业的动态化，使大学教育明显以就业市场为中心旋转，专业越分越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企业培训功能的替代品。其次，大学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就业率考核下，明显呈现出机会主义倾向以达到提升就业率的目的。高校，特别是地方高等院校，往往与企业联手，把毕业生通过实习的途径廉价输送给企业，企业几乎免费利用大量学生，而作为回报则给相应院校提供学生的就业证明，等到学生毕业则通常也是学生失业之时，而此时又可以利用相应院校提供的下一批实习学生以接替已毕业的学生。每到毕业季，高校还会调动一切力量给尚未就业的学生开出种种的就业证明，以提升学生的就业率，迎合政府主管部门的就业偏好。再次，政府的就业率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事业百年树人的长期性行为，使高校教育短期化，以致出现了高等院校发展中的“大跃进”思维。

　　就业率倒逼教育功利化？

　　面对日益紧张的学生就业形势，在社会和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就业率导向下，给高等院校的教育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人为干预教育的行为，促使当前高等院校教育渐趋由基础性转向了实用性，百年树人向短期化、功利化和职业化转变。

　　一是不断调整大学招生专业。自从大学生就业紧张以来，教育部及各省的主管部门都把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率作为对学校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每年各高校的各个专业就业率进行比较，排名靠后的专业在招生计划中都给予名额的缩减，甚至要求高校对此进行调整，按就业市场需求重新设定各自的招生专业和相应的人数。这种格局几乎使每个高校招生最多的专业几乎都集中在市场最热的专业中，而一些基础性专业，甚至对国家长期发展必需的专业出现了无学生报考的局面，以致像北京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也出现了古生物专业几年才只有一个学生报考的尴尬现象。高校的教育难以维持一个稳定的专业教学团队，教师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招生专业，不得不频繁变更所讲授的课程。为此，出现了教师的科研与教学完全分离，为了授课，不得不时时调整时间和精力以应付新设的课程；而高校的各种排名、学科建设、种种申请等活动则又以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各个级别的课题等依托，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科研中出现了数量替代质量，以应付教学频繁变动下的科研目标和短期化考核。在此背景下，高等院校显然难以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只能根据就业市场需求，不断调整自身的专业以应对扩招后的就业率目标考衡。

　　二是频繁变动培养大纲和教学计划，以适应学生就业需求。大学为了应对就业率、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频繁变更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对各专业所授课程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不断萎缩基础性、理论性课程，加大应用类课程的设置，来适应学生就业率考核的目的。与国外高校相比，这种不尊重教学规律，频繁变更培养大纲的行为，无疑冲击了高校教育的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使高等教育滑向了短期化、功利性等机会主义漩涡中。

　　三是在就业导向下大学教育转向了职业化。大学对学生的培养应从长期的角度加以考衡，真正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性思维的人才，是难以以短期性就业为目标的。毕竟，伴随专业越分越细，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往往偏离了所学专业。而按照就业高低来设置专业，显然与现实是背道而驰的。这正如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所指出的“由于现代职业极度分化、多元化，导致高等教育的过度专业化。各类明确的职业指向使各种专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让教育的意义变得越来越窄，以至于教学的内容设定只是为了就业这个唯一的目标。”

　　文/兰日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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