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节日”

　　6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庆炳在爬金山岭长城时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

　　1958年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在可容纳数百人的“新一”教室，我面对着“大跃进”招进来的三百名学生，呵呵两声，清了清喉咙，带着蹩脚的普通话，尽可能大声地喊了起来：“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那声音大得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便是我的教学生涯的开始。屈指一算，至今我的上课历史竟有40年之久，这不免又让我自己吃了一惊。

　　上课跟写文章是不相同的。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你必须始终用你的学识、逻辑、风趣、声音、手势乃至你的仪表、风度、恰当的笑和突然的严厉，抓住学生的心。而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讲的是一个重复了多遍的问题，对你自己已经毫不新鲜，可你必须兴致勃勃，似乎这个问题对你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你的感觉必须与学生同步。你觉得某个问题很难，似乎不可言传，可你不能知难而退，必须在你觉得困难的问题上用力，把难题讲得清楚而又透彻，否则学生就会给你一个评价：我们懂的，老师也懂，我们不懂的，老师也不懂。某个问题很枯燥，你必须调动你的一切积累，包括你的感情秘密，拿出来讲，把枯燥的问题化为有趣的故事……上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高级的艺术。

　　上课是人生的节日

　　我在40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我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

　　上课既然是节日，认真备课是无需说的。你可以讲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但每一个汉字你都必须读准，读错字是不允许的。因此连点名册上每个学生的姓名你也必须在开始上第一堂课前高声地先朗诵一遍。一个字有两种读音，你在点名时必须事先了解好这个美丽的女学生名字中的那个字读什么音。至于大部分学生常读错的字，你在读到这个字时，还必须把那个字故意读重一些，让学生交头接耳，以为老师读错了字，然后你把这个字音用拼音注出来，并说这个字有人常读错，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读音，同时获得了学生的信任感，这以后，你放心好了，学生们再不会交头接耳了。但这不是重要的。

　　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凭添几分精神。平时你可以穿得随便一些，就是让学生看见你穿短裤，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走上讲台时，你必须穿上你最好的服装。这是你的节日，此时不穿，何时再穿？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我全部的名牌就是一条金利来领带，这是货真价实的，是我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亲自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绝对假不了。每次我都细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须擦亮，这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我的习惯，她总是在上课前一天，把皮鞋擦亮，并放在我的书房门边，让我很方便穿上。但这也不重要。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这四十年中，我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上课，在越南河内师范大学的茅草盖的教室里也讲过《诗经》、李、杜和《红楼梦》；在“文革”年代，在亚德里亚海之滨的地拉那大学，也曾给那些头发、皮肤都跟我们不一样的学生讲过鲁迅、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去年我又到韩国高丽大学讲中国诗学和宋词等，我的习惯是手里拿着一支粉笔站着、走着讲课，绝不坐着。

　　你们就想象我上课的样子吧：他站着，讲着，随意地做着各种手势。你瞧，此刻他为了说明文学言语的“陌生化”，就如同把政党的步伐改为艺术的舞步一样，他竟在学生面前装成街上的游客东张西望地先走了几步，然后又跳起了三步舞或四步舞；为了说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总是符合“对立的原理”，他学举重运动员先蹲下后举起，学跳高运动员先用力向下一踏，再高高地翻滚起来，越过了横杆。虽然舞步并不漂亮，动作也不规范，但这没关系，因为这舞步与动作，与所讲的观点十分吻合，引起了学生会心的笑声，他自己也颇为欣赏自己的表演。虽然这很累，在他下课回家时，已瘫倒在沙发上，像一头生病的猪。但这也不重要。

　　知识与生活相通

　　知识义理总是与生活相通的。为了深入浅出，你不能老是念讲义，不能老是操经过修饰的“外部言语”。你得把讲稿扔开，把你自己的生活体验，你尝过的酸甜苦辣，并操一种同朋友聊天时的未修饰过但却充满激情的“内部言语”，让学生觉得你是一个会观察会体验会检讨自己生活的人。你不满意典型是个性与共性这个定义，你经过研究提出了“典型是富于特征的并能唤起读者美感的形象”这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否比你否定的定义更科学，这让人去评说吧。值得讲的是你为了说明特征是什么，你把你全家三口都“搭”进去了。你说“特征”就是我下面讲的真实的故事：那时，我四十多，住在校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上课，开会，还担负行政工作，早出晚归，家务事都由多病的妻子操持，有时回家很晚，常遭妻子埋怨。

　　有一次，我回到家时已近晚上十点，妻子、孩子等我回家吃饭，都等急了。这一次我的遭遇非常糟。妻子怒不可遏，难听的话劈头盖脸向我袭来。说我在家什么也不干，是个白吃饭的，一骂就是半小时。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低着头听着这空前绝后的叨唠。我心想我也做了家务事，你怎么能这样一笔抹杀呢？但我不敢出一声。我对我的孩子出来为我辩护几句，以收拾这难堪的局面也不抱信心，因为他总是站在他的母亲一边。

　　然而奇迹出现了，我的孩子突然向我走来，一下子夺下我还挂在肩膀上像粪兜一般的黄色的书包，尽情地往地上用力一倒，然后指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冲他母亲吼叫起来，你看，你说我爸是白吃饭，什么也不干吗？看他书包里装着什么？是的，地上散开了我书包里的东西，这里有正在读着的夹满了纸条、划了许多红道的书本，有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小字的讲义本，有刚做的卡片，有学生的论文、作业，有给老家寄的汇款单存根，有粉笔头，有发干的白菜叶，有半干不干的切面条，有破碎的干馄饨皮，馄饨皮上还粘着黏黏糊糊的肉末，它已经发臭了……

　　是的，看着地上的这些东西，我妻子哭了，我自己也流下了眼泪。那些不该在书包里的东西是我下班时为家买的，我身上只有一个书包，我就让它们与书本、讲义、粉笔临时作了伴……我的一次生活危机就这样过去了。一代中年知识分子丰富而艰辛的生活，都浓缩在这个书包里。这书包就是特征。学生们为你的故事鼓掌，他们理解了“特征”的含义，似乎又从感情上受到感动。课后，有学生为此写诗赞美你。但这也不重要。

　　上课的感觉最重要

　　你是老师，但你在学生面前绝不能摆老师架子，似乎自己讲的句句是真理。你允许学生在你的讲课中举手插话，提出疑问，或反对你的意见。我有一位学生，叫陶东风，他跟了我七年，从硕士生到博士生，他如今已是文学博士和大学教授，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他从不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好话，但我们关系融洽。他就是总要在我讲课时插话“反对”我的一位。我讲着、讲着，突然他会固执地举起手来，之后课堂气氛会变得特别好，有的同学同意他的意见，试图为他的理论进一步论证，有的同学不同意他的意见，激烈地为我的观点辩护，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把我这个老师暂时忘掉了。到头来他们往往“两败俱伤”，主动说咱们还是听听老师怎么说吧，多数情况下总是我的意见占上风。但最有意义的是我讲的一个观点经过这种争论而被学生消化了、发展了，受益的不但是学生，而且还有我自己，这就叫“教学相长”吧。但这也不重要。

　　是的，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上课的感觉，这是一种快感，一种美感，一种价值感，一种幸福感，一种节日感，一种自我实现感……对了，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在小溪里抓鱼，抓了好半天，还一无所获，我感到很失望；可突然手运来了，我终于抓住了一条不算大却看起来很肥美的鳜鱼，我的一颗幼小的心剧烈跳动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时刻。我这一生遇到的倒霉事不少，幸运的是我经常上课，每上完一堂成功的课，都有抓住一条鳜鱼的感觉。

　　文/童庆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