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兴亡哈佛有责——哈佛的五次本科课程改革（1869-2014）

　　去哈佛大学要从Dexter门进，穿过跑着松鼠、环绕着红砖建筑的院子，坐在Widener图书馆的台阶上，看着对面教堂的白色尖顶。

　　借用哈佛老校长艾略特的话：“在任何社会，存在百年以上的大学，都是一面鲜明地反映该社会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

　　古老的校园，连同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伴随着代代相传的知识与信仰，凝固成一种力量，让人平静而又自信。

　　哈佛学者布鲁姆把这种力量形容为“一个最沉溺实际生活的民族对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

　　因此，发生在大学围墙里的那些事儿，如哈佛大学每隔20多年一次的本科课程改革，常常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比挖祖坟还热闹

　　哈佛本科课程以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为主，洛厄尔校长对此的阐释是“广泛涉猎学有专攻”，也就是“T”型课程结构——横的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体现知识在跨多个学科领域的宽度；竖的是专业教育，体现知识在某个特定领域的深度。打个比方，上通识课是去教堂，上专业课是去医院。人们恐怕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教堂或得到了什么，但每次上医院总是很清楚自己的需要，且能判断解决问题的程度。

　　专业是学生根据兴趣与特长进行的选择，可以在大二甚至大三确定。专业教育由各学科的教授从入门到高级来设置课程，目标是培养该学科领域的专家或学术接班人。相比之下，通识教育不是学生的选择，而是学校的规定，所有的本科生必修，有点像中国高校的思政课、英语或其他公共课，但不是具体的一门课，而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或“外国语言与文化”这样的领域，学生从中选一门门具体的课程。通识教育通常是给非本专业的学生或“外行”开设的课程，讲授通用原则或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用跨学科的思维解决复杂问题。在这些通识课教学中，学科差异明显。通识教育的初衷是期望经过选修大一和大二的通识课程，即使“外行”也能与不同领域的专家对话。

　　不论学生还是老师，每次通识课改革都比专业课引发更多争议，博克校长曾说：“比挖祖坟还热闹”。美国大学与学院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 Universities）专门出书总结通识教育改革过程中经常出现的50个陷阱。总之，哈佛的通识课程轻易不会改革，大多数教授有生之年也就赶上一次。但是一旦启动，必定轰轰烈烈，上至校长下至教授与学生，覆盖各学科，吵得不可开交，并通过媒体辐射整个社会。

　　每次哈佛启动通识教育改革的时机，恰好都是美国社会或民族遭遇重大考验或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1620年五月花号带着100多名清教徒登陆新英格兰地区，缺衣少食，第一年寒冬之后的生存者仅余半数。16年后他们就在查尔斯河边划了片地，名叫剑桥小镇，修了牛津路，建起了哈佛大学。140年之后才有了美国。为美国指点方向，为移民为主构成的美国社会凝聚信念，这是哈佛从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的DNA。这批清教徒移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最关心的就是培养有知识的牧师。建校后的200年，哈佛一直是神学院，一半以上毕业生都成了神职人员。

　　哈佛红宝书

　　直到1869年艾略特校长推行选课制，才取消了拉丁语、希腊语等神学相关的必修课。除了大一英语写作和外语，其他全是选修课。他还振兴了医法商三大学院，奠定了“本科博雅教育+研究生专业教育”的美国模式，沿用至今，2006年哈佛一半以上的本科毕业生都去了这三大学院。回顾历史，1869年横穿美国大陆的铁路正式通车，开启了大规模而高效率的工业化生产的序幕，正需要这些医生、律师和商人。

　　1910年，洛厄尔校长启动“集中-分布（Concentration-Distribution）”的课程改革，规定学生要修满6门专业课、6门分布课（覆盖自然、人文、社科三大类）以及4门选修课。哈佛本科生至今把自己的专业叫做Concentration，而不是Major，就是源于此次改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坦克等武器第一次投入战争，哈佛共有11000多名教师、学生和校友直接参战，尤其是本科和商学院几乎全民皆兵。哈佛师生知识广博，既会外语，能与法国、西班牙等国军人并肩作战；又懂机械，能开战斗机或救护车；还会管理，能负责装备运输或物流。一战阵亡的哈佛师生近400人，在校园最显眼的位置Widener图书馆对面的教堂，哈佛特意为阵亡师生修建了纪念教堂（Memorial Church）。

　　1945年在科南特校长的主持下，哈佛发布了《自由世界的通识教育》一书，因其封面采用“哈佛红”，被称为“红宝书”。这次课程改革规定学生要在大一、大二修《文学精选》和《西方思想制度》，并在《物理原理》或《生物原理》中选修一门。“红宝书”对外发行了4万多册，还有多种语言的译本，“美国教育的要务不是使少数幸运的年轻绅士学会欣赏美好生活……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大量的未来公民理解自己的责任与利益。因为他们是美国人，是自由人。”从书中观点来看，这是一本野心之作，已超出哈佛课程体系的改革，它要重塑美国在二战后的共同文化基础。这种观点让“红宝书”受到热捧，但在哈佛内部饱受争议，因为这是一本“冷战”产物。作为参与“曼哈顿计划”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之一，科南特校长担心未来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他1951年留给50年后的哈佛校长一封信中，写着未来的战争“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他的担忧不是全无道理，2001年的确发生了针对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但“红宝书”所指的“自由世界”仅限于以二战后东西对峙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这一点与目前所处的多元世界格局已不相符合，需要重新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通识教育在美国的起源不是哈佛大学而是哥伦比亚大学。一战期间为了动员美国人去欧洲参战，哥伦比亚大学从1917~1919年专门开设通识课程，拿着联邦政府的拨款，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解释为什么要去保护欧洲文明。课程名字很直白，名叫《战争目的》，规定大一新生必修，后来改为《当代文明》。二战后的哈佛“红宝书”一脉相承，解释为什么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人需要继续保卫西方文明。探索源头，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红宝书”及其相关课程改革的理解。

　　1978年博克校长带领的核心课程改革，规定学生选择7门课程（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定量推理、科学和社会分析），学习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学生可以不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间，但要能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分析每天听到的国际新闻时事；可以没用小老鼠做过实验，但要能用生物工程的方法理解转基因。

　　经历了60年代反越战等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后，哈佛学生与美国其他年轻人一样，厌倦了各种“价值观”（包括西方文明），这次核心课程改革的目标是把重点转移到干货更多的方法论上，让学生掌握的不是具体的知识或抽象的价值观，而是获取知识和树立价值观的方法与途径。如《正义课》就是一门关于道德推理的核心课，桑德尔教授传授的不是新知识，而是“把原本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的思维模式与分析方法。这种新模式或方法会改变学生对自己，乃至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决定，正如桑德尔教授说：“自我认知就像失去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能再回头。”

　　然而思维模式或分析方法难以测量。当博克校长被问到学生对科学方法的掌握程度该达到什么水平时？法学院毕业的校长说：“要能看懂《科学美国人》或《科学》上的所有文章。”一位诺贝尔化学奖教授善意地提醒校长：“就连我也不能看懂那上面的所有文章。”由此可见，即使连哈佛的教授或校长也只知道对律师、化学家等基于学科的判断标准，很难在不同学科里对一套核心方法达成共识，更别提进行清楚界定与准确测量了。

　　“连接”（Connect）

　　2004年萨默斯校长发起通识教育改革，学生要选8门课程（审美与诠释、文化与信仰、实证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宇宙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

　　这次改革的关键词是“ 连接”（Connect），既要连接文理，也要连接课堂学习与校外经历。与以往课程改革不同，这次专门成立了通识教育项目办公室，还为各种课程创新“埋单”，教师能报销课程中邀请嘉宾、购买设计软件、参观博物馆等支出。根据哈佛本科教务部门的统计，选通识课的学生人数在2012年已超过了一半。这套新课程在2013年起全面取代旧的核心课程，并于2014年开始实施五年后（2009~2014）的中期评价。在评价报告中，这次改革被认为是一次“失败”，甚至被形容为“科迈拉（Chimera）”——神话里一头长着狮头、羊身和蛇尾的怪物。在574门被批准为通识教育的课程中，前一半是跨学科的，后一半基于学科，因此被看成长着“通识教育”的头，身子却还保留着旧课程体系的“科迈拉”。即使在创新的跨学科课程中，教学效果也让人质疑。如在《科学与食物》的一堂课上，老师现场煎鱼和烤面包，再用物理原理和数学公式计算烹饪过程中不断上升的温度。完成计算后，师生一起享用大餐。学生对课堂的体验不错，但考试时发现学生对方法的掌握并不理想。哈佛校刊也有学生撰文，怀念以前干货更多的核心课程，认为现在的创新虽多，但课程本质上没有变化，让人困惑且失望。

　　这次通识教育改革的本质要追溯到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及2007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国家安全、政治、经济、军事、信仰等危机。哈佛毫无疑问地再次需要发声，帮助美国人找到方向并重建信心。适逢萨默斯校长是经济学家，又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世行首席专家，斡旋过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等全球事务。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全球化”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合称)”，它们是这次本科课程改革的新方向。这位被形容为“公牛冲进瓷器店”般作风强硬的校长，没来得及看到改革落地就因得不到教授的支持而被迫辞职。

　　在这两个新方向中，STEM向来不受哈佛本科师生的欢迎，当年艾略特校长曾想把工程等应用学科打包送给MIT。后来在哈佛老校园（yard）和法学院间修建了一栋科学中心（Science Center），也被认为破坏了红砖建筑的整体风格，十分难看。在2006年对大一新生的调查中，40%左右的都不懂《微积分》（在美国，高中生可通过大学先修课，选修微积分），这种现象在MIT或其他理工类高校绝对不会发生。从2011届哈佛毕业生专业分布看，经济学专业209人，政治学专业183人，连历史与文学专业都有58人，但工程专业只有38人，计算机专业36人。可见要在哈佛本科课程里增加STEM成分，充满了挑战。最近受欢迎的CS50《计算机入门》课是例外，但哈佛本科生还有精彩的《正义课》《幸福课》《公司财务》《宏观经济学》等太多的选择。难怪曾有学生把“从几千门课程中选出16门”作为自己哈佛这四年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

　　与STEM相比，“全球化”似乎更容易实现。然而从统计数字看，哈佛本科的国际学生比例保持在10%左右，难以突破。哈佛究竟是一所美国的大学，还是一所世界的大学？在21世纪，哈佛究竟培养的是50年前“红宝书”里提到的自由世界的美国公民？还是在更复杂的世界格局里担当责任的全球公民？从2011届毕业生专业分布看，答案倾向于前者，哈佛是培养经济、政治等领域能更好参与并影响全球事务的美国公民。因此，“全球化”只是打开美国公民的视野，包括跟少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作为同学一起同吃同住四年。哈佛至少在本科教育阶段还是美国的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大学。不论STEM还是全球化，哈佛这次通识教育改革的两个新方向都难以实现。

　　当这两个新方向在哈佛推进缓慢时，它的竞争对手们正快速发展。在STEM上，斯坦福、MIT、加州理工等纷纷抢占学术研究的前沿与应用研究的制高点。这些理工类高校强调与业界的紧密合作，学生在产业界也容易获得实习与工作的机会。就连美国的移民政策也对STEM专业的国际学生格外开恩，他们在毕业后获得的留美受训签证OPT有效期可延长17个月。就业机会的改善与移民政策的倾向，带动了这些理工类高校的教育全球化。除了传统的高校，更为创新的在线教育如Coursera或新型大学如密涅瓦，也在填补哈佛在全球化上犹豫不决所留下的空白。密涅瓦大学初始班级里28人来自14个国家或地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美国学生占90%的美国大学。

　　回顾哈佛历史上的五次本科教育改革，成败关键在于学校内部的DNA与外部的时代需要是否匹配。不匹配时，需要像历任校长那样勇于“挖祖坟”。但这种改变越来越难，艾略特校长上任时的课程改革只需获得45名教师和570名学生的支持，现在仅文理学院就有近900名教师、6600名本科生。要让7500多名师生达成共识，认可一套新的通识课程，尤其是当新的方向跟哈佛300多年的DNA不匹配时，困难重重：原本选修经济与政治，现在增加STEM；原本为美国社会服务，现在强调全球化，要实现福斯特校长在2015年毕业典礼上提出的哈佛使命，“让毕业生不断成长，超越自我，并非仅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他人和整个世界”。难怪这次改革被评为“失败”或四不像的“科迈拉”。面对外部社会的迫切需要，以及新老对手的咄咄逼人，哈佛如何利用现有的生源、师资、经费等优势完成这次“吃力不讨好”的课程改革？

　　2013年7月《三联生活周刊》把哈佛称为“处于守势的帝国”，这个“帝国”在21世纪接下来的岁月里命运如何？会大而不倒，继续引领美国？还是能破茧而出，先改变自己再影响全球格局？还是会难以掉头，失去往日的领先优势？

　　文/郭娇（麦可思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