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涵 每当面临抉择 我都决定要付出代价

　　可以成名，也可能早一点死

　　Q：您的广播资历超过30年，但可能内地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您，他们更熟悉台湾《康熙来了》这样的综艺节目，您有没有想过做综艺是更快成名的方式？

　　A：在二十五六岁时，我有想过综艺节目也不错。那时做主持人，也常到电视台做评审。我认为综艺节目需要有一些内涵，但当时综艺节目都是娱乐为主，我没准备好用娱乐的方式把教育的内容放进去。虽然有机会，但我还是放弃了，因为这并不是表现我想法的最好方式。是可以成名，但也可能是早一点死的机会。

　　Q：在台湾的几大电视台，综艺节目占的比例很大，现在内地的这类节目也越来越火爆，以制造争议和话题带来高收视率和收益，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A：吸睛是一个很普遍性的现象，要争取收视率才能生存下去，这个生存法则我是尊重的。观众有选择权，可以选寓教于乐的，也可以选择不去思考深入的问题，面对趋势和潮流，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选择可以得到什么。

　　Q：因为家庭需要，您18岁就出来工作了。第一份工作是会计，后来怎么走向广播道路的？

　　A：我在念书时的兴趣就是喜欢听广播节目，我喜欢声音的多变性和多样化，那时很流行广播剧，电视还不流行。我很喜欢自己把剧情的空间补上的过程。但我和父亲说我要念广播，他说不行。当时士大夫的观念，女孩子要帮忙持家。我不能反抗他的意思，于是我做了个决定，先有生存的能力，做会计，赚了钱就去学广播。一边上班一边学，后来考上广播电台，我父亲就没有话讲了。

　　Q：后来您理解了父母，“找到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路径”。但年轻人一般不太会忍受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当时您是怎么应对的？

　　A：我会计其实做得很好，要离开时老板都舍不得。我当时发明了一套让业务员竞争的统计图表，每个月贴在墙上，业绩都在曲线上很清楚，他们要为业绩负责，要给老板解释发生了什么。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都习惯去思考，在既有基础上，什么事能让它变得更好。

　　Q：后来做广播，在30岁之前您就已经拿了三个金钟奖，是最开始就给自己立下目标的么？

　　A：我是给自己设定，要从事广播的话，10年内要领到一座金钟奖，要不然我就不玩了。得奖大概是六年后吧。我在求学时听广播剧就在演练了，去想下一句话他会说什么，剧情会怎么发展，怎样的声音会比较好，比较吸引人。直到我进入广播电台，前面念书的基底有了，后面只是要怎么去表现，我是谁，去哪里，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会给自己计划，每5年是一个段落。

　　必须有比得奖更重要的事需要理解

　　Q：拿完奖之后，您在职业生涯最顶峰的时候选择了出国，杨澜也曾经做过类似的选择，想看看更多的世界，您当时的理由是什么？

　　A：这10年下来我也成熟一些，会思考我的人生到底要什么。得完奖之后，我的人生有种空的感觉。就像高中考大学，考完之后没事干了，得完三个奖后这种感觉非常明确。如果人生是以得奖为目标，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必须有比得奖更重要的事需要我理解。

　　Q：当时想明白更重要的事是什么了吗？

　　A：没有马上想明白。得了三座金钟奖后，同行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我和先生的相处有问题。他说的话我不理解。我的先生是个学霸，我们两个在工作上的搭配默契十足，但面对生活时，有观念上本质的问题。我在29岁去美国时，也和别人一样，想是不是应该学英文，学视觉媒体。学技术对我不会太困难，但它能不能解决我生命的问题，我开始思考我不懂的部分。

　　Q：也就是说，和20多岁时相比，30岁时关注的东西是不同的？

　　A：20到30岁时是渐进式的成长，年轻时遇到的技术类的问题，很快可以解决。但如果思考人的本质部分，我是很贫瘠的。我直觉，哲学对我的思考是有用的。

　　Q：去到国外，新的环境也会改变人的观念。您在美国度过的三年中，这段生活对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A：在美国是学习的一个过程。我带着三岁的儿子，并且生了我的女儿。我们不靠父母，自己赚的钱都拿来念书了。作为一个穷留学生，要生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但在美国，有困难可以申请社会福利救助，我得到所有医疗的补助和营养的补助，这让我看到了它怎么落实以人为主的精神。在这之前，我们做事都是以事为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性。看重一个还没出现的生命和它未来可能的价值，预先给你这个补助，帮助你完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事，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很震撼的价值观的改变。

　　Q：很多“海归”在回来之后都面临成为“海待”的问题，您后来回台湾有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难么？

　　A：没有。回来后，我还是做广播最快赚钱。我也配广告，配连续剧，自己主持节目，做业务，自己开公司，回来后赚钱的速度是之前没有过的快。比起以前，第一，我的观念提升了，第二，创造力增加了。因为在美国碰到许多困难，必须不断地想办法。很多留学生生小孩是自己付钱的，我是美国政府付钱的。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对资讯很敏感，一直往里面钻，凡事可不可以让我用，我符不符合条件用。参与困境其实是提升自我的一个过程。

　　Q：所以，在30岁后您给自己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A：靠年轻的体力，我有很多事能做。但我要去选择有内涵的东西。我怕有一天，我会成为智慧的迟缓儿，那我就不能忍受自己。

　　当面临抉择时，我都决定要付出代价

　　Q：您的儿子现在和我们同龄，在他在成长过程中面临了求学、择业等选择时，作为教育专家，您和他的沟通会不一样么？

　　A：我做教育类的栏目受过影响，要教育小孩独立自主成长。学了哲学后，我的观念更清楚了。他们还要有思辨力，最困难的是如何保有创造力。我儿子在中学二年级时就写哈利·波特外传了。考大学时他成绩还不错，我问他想要做什么，他说想要做外科医生或律师。当时在学校，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氛围，医生律师是最好的职业。我告诉他，你可以做这些，但我希望你倾听内心的声音，什么你会一辈子乐此不疲。他想了想说，是写作。

　　Q：通常家长会更倾向于让让孩子选择更稳定一些的职业？

　　A：这跟我的选择职业的背景有很大关系。我想做传播，父亲希望我先解决生存问题。我的能力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培养出来，当我学了生存能力，我的成熟表现就延后了。我自己知道成功长什么样。成功之后如果是空的，那是不快乐的事。要成功又要快乐，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别人认为好的事。

　　Q：对女儿的教育方式会有不同么？

　　A：当然会。男孩子要独立自主，要有承担，思辨，创造的能力。女儿在充满感性时要培养理性，情理兼备。我女儿从国三就开始谈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我的学生。既然她生命里很感性，没有恋爱不行，我就说你就谈吧。好好恋爱，好好念书。结果她一直谈了十多年，今年要订婚了。

　　Q：作为一个事业上很成功的女性，您是如何在家庭和事业两者保持平衡的？社会是否对现代女性的要求更高了？

　　A：我没有平衡的问题，只有是否要完成自我的要求。家庭和事业都是使自我更加完整的功课。一路我其实是跌跌撞撞的，但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你面对抉择时，你还要不要真诚，当真诚必须付出代价时，你还要不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不管家庭也好，事业也好，当我面临真诚和正直的选择，我都决定要付出代价。

　　Q：您说的真诚和正直是指什么？如何能解决问题？

　　A：真诚就是，人有良知，做了不该做的事会不安，占了别人的便宜会不忍。不安和不忍会有带来情绪，就会让自己思考：这件事我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这样正直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我会失去什么？可当我损失时，我就变得对自己不真诚不正直了。

　　所以，我必须要思考一个更高的可能性，对他跟对我都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既要保有我的真诚，又要正直地去面对他，那个最高的选择是什么。这强迫我去思考更好的选择，以此完成彼此之间的关系。

　　Q：这其实是用哲学的思路来处理生活的问题，对于解决年轻人现实中的问题也适用么？

　　A：现在全世界都是一片虚无主义：人会死，一切都不可靠，活着就要及时行乐。但这样的观念对年轻人来说是很不恰当的。西方提出很重要的哲学观点：存在是用来对抗虚无的。存在主义即使对抗虚无，虚无还是存在，但即使虚无，我仍要积极地面对我的生命。

　　比如乔布斯，他的父母不要他，公司把他踢走了，最后生命把他开除了，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努力，这就是存在。存在背后有价值观，什么能够让你的存在变成永恒。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前面提到说，我们受到综艺节目，社会价值观的影响，有了这个知识，就不会影响你，你可以决定自己活出生命的价值。

　　Q：您经常在大陆和台湾两地的高校演讲，在您看来，两地的年轻人间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

　　A：不只是两地年轻人，全世界都一样。年轻两个字是一个定位。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色这个字很有趣，年轻人很注重外表，高富帅、白富美，这些喜欢的背后就是欲望。年轻人都有一个走方便快速路的欲求，从而证明自己的价值：赚更多的钱，谋求更好的权位。受到欲望的驱使，这是没有办法的。这也是生命的阶段。但正确的价值观能让人产生正确的欲望。

　　Q：那在最后，以您的成长经历，给25岁左右的年轻人提几点人生建议吧。

　　A：好，我提出三点。第一是，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我们常说，发乎情止乎理，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看中什么价值，操作时不要过度，才能保留成长的空间。第二，遵守爱的纪律：不逞一时之快，忠于真相，承担责任，保持平衡，这样，你最起码可以保本。当节制和克制时，就是在爱自己。最后，参与生命的困境，活出你的智慧，解决困境其实是一种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