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胎术：腹中的谋杀

　　人工受孕的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多胞胎降临人世。为了提高婴儿的成活率，医生选择在孕期实施减胎手术。这些发生在母亲肚子里的谋杀案引起人们热议。

　　碧兰卡·梅尔德女士来自德国莱比锡。医生在确定这位29岁的孕妇怀了四胞胎的时候，便建议她只保留两个孩子。“医生明确跟我说，他觉得不仅孩子有危险，我也有危险，因为我的骨盆太小。”梅尔德女士说，“因此我们很快就做了决定，就这么办吧。”

　　梅尔德说的“这么办”，用专业的医学用语表示，就是“减胎术”，即杀死还在母体中的胎儿。腹中的孩子越多，孕妇承担的风险越大：比如死胎、早产，或者新生儿有严重的先天不足。对于母亲们来说，怀多胞胎的危险是流血、疼痛，以及由高血压这一并发症引发的器官受损。

　　碧兰卡·梅尔德及其伴侣决定实施减胎术，保留两个孩子，来提高孩子的存活率。梅尔德是自然怀孕的，同时孕有几个孩子是所谓的“造化的恶作剧”，他们试图通过手术来纠正它。

　　在生育医学领域，减胎术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已渐入大众视野：只要在胎心部位注入氯化钾，瞬间就能导致胎儿死亡，其他胎儿便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难产和早产的风险也得以降低。

　　安内格瑞特·豪尼克来自柏林，65岁的她可谓“祖母级”孕妇。豪尼克在乌克兰人工孕育出4个胚胎，出人意料的是4个都成活了。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位超高龄产妇的危险极大，然而她却拒绝了减胎术。

　　在德国，无人知晓每年因减胎术而死亡的胎儿数目。自2010年起，联邦统计局才开始统计“减胎术致死胎儿数目”，2012年有95例。而统计员指出：这一数据“可能并不准确”。德国体外受精注册管理中心是一个由130家繁衍生殖中心组成的团体，协会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收集数据。2012年有254例堕胎和减胎术，共计380个致死胎儿。

　　医生们确信，这些数字十分保守，因为不是所有手术都被记录在案。基民盟政治家胡伯特·许佩也认为这个数字没有让人了解到多胞胎孕育过程中的堕胎数量。他要求法律明文规定必须对此进行登记，同时敦促将多胞胎减胎术纳入法律范围内，或者至少要为女性提供建议。

　　德国体外受精注册管理中心前任主席克劳斯·布勒先生承认：“我们只能记录在我们中心登记的减胎术。”生殖医学中心的目标人群是那些生出孩子的幸福父母，而非那些通过减胎术失去原本想要孩子的父母。

　　生殖治疗案例变多，多胞胎的出生率变高，这个事实表明问题仍在加剧。每29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多胞胎孩子，而在20年前，每42个中才有一个。

　　专家们推测，德国胎儿死亡人数约为每年数百起。而在国外接受手术的人并不会计入德国的统计数字中。由于在德国接受生育治疗要受到严格限制，许多人便在西班牙和乌克兰做手术。那里的法律十分宽松：单身或高龄，甚至同性伴侣，均可以接受手术。一些在德国被禁的生子方式，例如卵子捐赠，也是可行的。

　　而在德国，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生在女性成功受孕之后，往往就撒手不管了：女性在荷尔蒙刺激下或通过人工受孕孕育了多胞胎后，通常就不再去治疗不孕不育症的医院，而是在大医院向产前医生寻求帮助。彼特·施瓦尔茨勒是汉堡阿斯科勒匹奥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他得和孕妇全家一起权衡利弊：一方面，怀着多胞胎，母婴都要担风险；另一方面孕妇在堕胎后心理会有负担。

　　如果家庭选择了减胎术，施瓦尔茨勒就会在女性怀孕的第十一周和十二周之间进行手术。随后胚胎期结束，就可以进行超声波检查或排除畸胎。施瓦尔茨勒说，从医学角度看，等待时间越久，就能越好地诊断出减胎可能带来的损害和面临的干扰，做出最能保障健康胎儿存活的选择。对女性来说，这是很大的心理负担。此外，孕妇腹中的死亡组织越多，流产的危险就越大。

　　谈起自己的工作内容时，彼特·施瓦尔茨勒很理智地强调，减少胎儿是为了拯救母亲和留下的孩子们，母亲怀孕生产以及胎儿毫发无伤地出生的机会因此而增大。这是一种“风险管理”。

　　碧兰卡·梅尔德得到的也是这种解释。直到怀孕第14周，她每周都去检查。“两个最容易出生的孩子将被保留。”手术在十一月的某天进行，梅尔德被麻醉了。“给选中的婴儿注射止痛药，然后注射一些药物让其心跳停止。”她犹豫着，是不是选对了孩子。“我每天都会自问好多次：选择到底对不对？”

　　施瓦尔茨勒希望，那些认为有必要进行手术的人要对此事负责。“大部分多胞胎并非上帝之意，而是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生所为。”他认为，这样那些追求尽可能多孩子的父母也许会更加小心；那些在不孕不育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想要生孩子的父母，也会得到关于风险的更明白的解释。联邦医生咨询委员会成员、妇科医生赫尔曼·赫普确信，迄今为止，生育治疗范围内的减胎仍被视作允许存在的“正确举措”。

　　欧盟议员、基民盟政治家彼特·里斯表示，由于这类事件频发，为了限制减胎术，《胎儿保护法》明确规定，不允许三胞胎以上的人工受孕。

　　生育治疗带来了生命，也夺走了生命。从宗教角度来看，这是社会笃信技术的残忍后果。德国福音新教教会的神职副主席弗里德里希·豪斯希尔特认为，减胎术带来了一个严重的伦理困境。豪斯希尔特说：“基于此，以及其他诸多原因，福音新教教会对人工受孕持批评的态度。”罗马教廷红衣主教和梵蒂冈红衣主教会议首领盖哈德·穆勒则明确表示，减胎术意味着杀死母体中的无辜生命，因此不能接受。

　　如果孕妇们想生多胞胎，就必须放开道德顾虑。哪怕准父母们在纠结后最后决定进行减胎术，也得有心理准备，因为手术并不能保障一切都顺利。

　　碧兰卡·梅尔德正是这样。由于减胎术的副作用，她一再忍着疼痛返回医院。“我们坚持了很久，但最后仍然只能实施紧急剖腹产，比预产期早了4周。”对她的两个儿子来说太早了，他们出生后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苏珊娜·凯利茨、玛格丽特·阿克亨等/文 崔恒/译

　　[译自德国《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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