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街头歌唱

　　为了测试自己的音乐天赋，作者来到街头音乐家的国度——爱尔兰。

　　我的盛大演出开始于一家酒馆的卫生间，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光线暗淡，有股大便的臭味儿，远处传来一群男人用吉尼斯黑啤酒送服早餐鸡蛋时的大叫起哄声。我清了清嗓子，发出高高低低的声音。然而独自暖场之后不久，我就要迎来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时刻了！这道狭窄的塑料门成为避免我丢脸的最后屏障。现在是爱尔兰西海岸戈尔韦郡的周六上午10点30分。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门。

　　酒吧大门前的那条商业街是爱尔兰街头音乐的中心之一，街道音轨每50米就变换一次。一个老年男人吹着六孔哨笛，一个红发女人拉着小提琴，一个乡下人拉着班卓琴。21岁的街头音乐家约翰·高干戴着兜帽和边框眼镜，手拿吉他。在我表演时，他将为我伴奏。

　　在爱尔兰，街头音乐是一种全民运动。想知道自己是否具备音乐家天赋的人，不需要让自己在电视上被迪特尔·波伦（Dieter Bohlen，德国歌手、作曲家，“德国达人秀”节目评委）侮辱，而只需在爱尔兰的科克、戈尔韦或都柏林张口歌唱。流行明星艾德·希兰（Ed Sheeran）和Passenger乐队等也是在街头被发掘的。

　　我的目的并不是成为爱尔兰的超级新星，而是希望能从街头音乐家那儿得知，爱尔兰音乐是怎样在吉尼斯黑啤酒和黄油之外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出口商品的。这些音乐家在公开场合歌唱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们能否教会我战胜自己，以便将来不再只敢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吼几嗓子？

　　早在去往爱尔兰的一周之前，我就梦到一个醉酒者在街上大骂我：“你唱的真是一坨屎，快滚！”这是一个很容易解析的梦：我害怕一个人唱歌，害怕不被理会，害怕被否认。

　　实际上我的声音还不错，听众不会觉得耳朵受罪，认为是一只猫在车祸后为释放内心的伤痛而歌。我曾是儿童合唱队的一员，也曾加入过教堂唱诗班，如今我会举着啤酒瓶在舞池唱歌，有时也会去唱K。尽管如此我仍然担心，行人会认为一个人站在街角哼唱的我是个古怪的毒品交易商。我决定寻找一位音乐家作陪。一位朋友将和我一起出现在都柏林的街道上，此外我还请求其他街头音乐家到场支持我，例如约翰·高干。

　　我编排好自己的曲目表，其中包括美国The Bangles女子乐队的《永恒的火焰》（eternal flame）和英伦摇滚乐队oasis的《迷墙》（wonderwall）。这些流行于90年代的歌曲我闭着眼睛都能哼出来。然而一位好友摇着头对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要是我，宁愿选首好歌，唱得烂也无所谓；挑首烂歌，唱得再好又如何？”于是我决定试试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多莉·帕顿的那首《乔琳娜》（Jolene）。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苦恼和背叛的歌曲，然而在我理智地演绎下，听起来仿佛这该死的乔琳娜并不是偷了我的男人，而只是偷了我的发绳。我无法诠释出歌曲中蕴含的巨大戏剧性，需要不时唱唱“啊……”或者“噢……”这样的词来直抒胸臆。这样看来，也许莱昂国王（Kings of Leon，美国摇滚乐队）和酷玩（coldplay，英国摇滚乐队）的歌曲是不错的选择。

　　在音乐气息浓厚的爱尔兰港口城市科克，我迈出了成为歌手的第一步：和街头音乐家瑞安·帕森斯一起在一家酒吧表演。22岁的瑞安在手臂和上身分别纹了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吉他，从14岁时起就开始在街头演奏的他知道最重要的街头法则：别让别人偷走你吉他箱中的钱，千万不要唱如同Oasis的《迷墙》这样的简单口水歌。很遗憾，我得从曲目表中删去一首歌曲了。

　　格拉夫顿酒吧的平板电视屏幕上正放送着足球赛，两对小情侣在角落的皮沙发上亲吻，粉红色的墙面营造出温馨的氛围。坐在柜台边的一个女人朝我点头，她旁边的一对情侣忘我地喝着啤酒。听众们对我的忽视让我安静下来。瑞安和他的朋友们演奏着小提琴、吉他和鼓，我坐在他们中间的一个酒吧矮凳上，唱着莱昂国王的《Use Somebody》。当我唱错了第二段的歌词时，吉他手小声地提醒我。我的表演如同擦洗浴室一般充满热情而又急急躁躁，重点是快速结束。观众象征性地鼓了鼓掌。“第一步就是要记住歌词。”吉他手说。我以为我记住了，毕竟在前来戈尔韦的高速公路上，我已经练习这首歌至少15遍了。

　　戈尔韦被认为是爱尔兰最友好的街头音乐城，不需要获得街头音乐许可证就可以上街唱歌。这里的风景美丽如画：彩色的房子、绿色的山丘、海鸥的叫声和长发的嬉皮士。“但是戈尔韦也是所有音乐抱负的墓地，”38岁的斯特凡妮笑着说，“留在这里的人不会再追求巨大的职场成就。”斯特凡妮是民间乐队“竖琴、手风琴和丑人”的伴舞，作为踢踏舞者她负责节奏。这天，乐队本想进行一场街头演出，最后却不得不在屋檐下躲避瓢泼大雨。对斯特凡妮来说，街头音乐有着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这是对公共场合的合理利用，每个公民都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她鼓励我，“试着去体验这种解放感吧！”但那时我的夹克衫已经湿透了。我们开车驶入戈尔韦的一栋临水小宅中。壁炉燃烧着，两个女人在打鼓，斯特凡妮用她踢踏鞋的金属底片撞击地板，辫子飞舞，火焰劈啪作响，空气中是青草和木材的味道，客厅微微振动着。多么棒！

　　音乐是爱尔兰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在争取从大不列颠国独立出来的战斗中，必须坚持自己的文化、语言和音乐，1922年起的第一任政府将文化作为共和国的基石。80%的爱尔兰人都自认为歌声悦耳，并能够弹奏一门乐器。也许这是因为所有人都必须在教堂唱圣歌《真挚来临》（Adeste Fideles），或是因为在爱尔兰，酒吧音乐会比电视节目更引人入胜。“你想一起唱吗？”乐队中有人问我。我想，实际上我不想一起唱。“是的！”然而斯特凡妮大声替我回答道，并指向两位鼓手，“她们也有天使般的声音！”还是另找机会吧，我不能在这里唱歌，不能和这些超级音乐家一起张口，这样的班门弄斧会让我失去所有尊严，仿佛我试图用手指画来改进莫奈的作品。

　　晚上，我躺在旅店的床上，不断袭来的羞愧感让我烦心不已。难道真的只有天使嗓音的人才能当众歌唱吗？我不是星级厨师，但有时也会献丑为朋友们做意大利面。唱歌如同说话、跑步、跳舞和笑一样，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技能，不应被任何人禁止。但是随着无数选秀节目的热播，在对足球运动员品头论足的“沙发上的足球教练”之外，也出现了“沙发上的声乐教练”。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评论别人的天赋。作为观众去讽刺音乐家，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啊！而让内心的陪审员闭嘴，坦然接受批评，又是那么困难。

　　第二天早上，戈尔韦晴空万里。我在酒吧厕所躲了，不，暖场了五分钟后，就和约翰·高干一起再次排练莱昂国王的最后几个和弦。“顺其自然就可以。”约翰说。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台上，他还从未怯场。对有天赋的人来说，这话当然说来容易：约翰在“爱尔兰好声音”节目中杀进了半决赛，并在爱尔兰歌手的巡回演唱会上担任助演歌手。他还在研究如何写歌词，几乎每周末都在街头唱歌，同时也是为了测试自己所写歌曲的受欢迎程度。“但是我写的新歌每次都得放在几首著名歌曲之后演唱。”他说。

　　约翰开始演奏，熟悉的旋律传来，突然我的声音回荡在戈尔韦的大街小巷，声音洪亮，带有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但是显然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一群小学生从我旁边悄悄溜过，有几个人饶有趣味地看着我，其他人则直接忽略掉我的存在。没有人给我们投钱，但也没有人厌恶得作呕，或是朝我们头上砸土豆，如今的街道“音乐厅”不再充满危险和恐怖。约翰认为，我应该更大声点，更加自信，这样会有更少人注意到我唱得怎么样。

　　我将我的最终舞台定在很多爱尔兰明星音乐家开始职业生涯的地方——都柏林的格拉夫顿街上，例如摇滚乐队U2或歌手戴米恩·莱斯（Damien Rice）。这块被铺成红色的步行街也是音乐电影《Once》的拍摄地。该片讲述了一位街头音乐家爱上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为对方唱悲伤的歌曲，其中一首斩获了2008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在片中主角喝咖啡的咖啡馆中，我和朋友凯文·玛伦见了面。23岁的他是名数学老师，但他每隔几周就会玩音乐。“街头音乐艺术最好的地方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凯文说。他曾两小时只挣了5欧元，也曾在10分钟内将40欧元收入囊中。凯文强调：“你得给街头的观众带来惊喜，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成功。”2007年美国著名小提琴手约书亚·贝尔在一次实验中带着一把价值3500万美元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出现在华盛顿地铁站，然而45分钟只进账了32美元。我的乐器——一个淡紫色的拨浪鼓只花了我3欧元，显然我没有什么可损失的。

　　格拉夫顿街附近的一条小巷本是最佳选择，因为凯文告诉我，我的声音太单薄，必须选择更狭窄的街道。然而小巷中有建筑工人发出噪音，于是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了圣殿酒吧区。这里是爱尔兰文化艺术荟萃之地，街头音乐每天都在上演。我们站在路易斯身边，他靠穿着“守护小鬼”（德国传说中保护家宅的小鬼）的服装和行人拍照挣钱。

　　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来。我穿着一条花裙子，这样至少一眼看去我就像一位梦幻般的民族歌手。凯文奏响艾德·希兰的歌曲《Thinking Out Loud》。“亲爱的，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我们70岁……”微笑着唱歌，左右摇摆，假装一切都很好。因为只要想到自己的尴尬，表演就注定会失败。我很紧张，但努力不让别人看出来。结果还不错：人们伫足聆听着，一个女孩为我们摄影。我最初想请她删掉视频，因为我可不想在网上被注上“失败的街头艺人”这样的标签。但最终我还是决定豁出去了，演唱了莱昂国王、Mumford&Sons（英国民谣摇滚乐队）的歌曲，还唱了4首艾德·希兰的歌曲。人们朝我们扔硬币。他们为我们的歌曲付钱了！我的心里涌上一阵幸福感。就连“守护小鬼”路易斯也连声夸我：“唱得不错！”

　　在街角的酒吧里，我们数了数今天的收入：11.74欧元。耶！我情绪高涨，想着是不是该重新回到合唱团唱歌，或者去参加“德国寻找超级明星”选秀节目。我给一位朋友寄去了表演录像。“他们为这样的演唱给你钱？”她问。收到这样的反馈，我沮丧不已。也许将来我仍然只敢在汽车里唱歌，但是我会把车窗开着。

　　菲奥娜·韦伯-斯泰因豪斯/文 南之瑉/译

　　[译自德国《N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