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为索马里人质的32个月

　　45岁的米夏尔·斯科特·摩尔是德国“明镜在线”网站和英国《卫报》的自由记者，拥有德国和美国双重国籍。2012年1月，他在索马里被海盗劫走，在营地、废弃建筑和船上渡过了漫长的32个月，直到2014年9月1600万美元赎金交付完毕之后才重获自由。在本文中，他第一次讲述起自己的人质生涯。

　　某个下午，在加勒卡约一栋肮脏的海盗住宅中，我又开始琢磨着逃走，尽管我知道这可能让我丧命。看守我的巴斯卡刚刚离开了房间，他的武器还在这里，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直起身来，想着在那些看守射杀我之前，我能杀死他们中的几个。

　　多日来，附近飞机起飞和着陆的噪音让我不断对自由心生向往。我在心中一遍遍演练获救的场景：在机场滑行道获得解放，或是战斗直升机和特种部队夜间秘密出动来营救我。

　　不久，巴斯卡回来了。他注意到了武器的位置，大笑着说：“这可不好！”他拿起武器，放在自己身后。我朝他微笑。其实我是个和平的人，既不想杀死巴斯卡，也不想杀死其他任何人。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已经有些疯狂了。

　　“米夏尔，”巴斯卡显然情绪不错，“如果美国人来了，我们就会杀了你。”

　　“我知道。”

　　“为什么他们不给钱？”

　　我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

　　绑架

　　3年前我坐飞机前往索马里，想写关于一个海盗团伙的文章。他们在汉堡受审，10个被告中至少有5个来自加勒卡约。这个城市位于沙漠，在南部的摩加迪沙和北部的博萨索港之间。城市的北部和南部被不同的部落所控制，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使得这里硝烟不断。

　　我和电影制作人阿希文·拉曼一起来到这里，穆罕默德·萨哈尔·格尔拉赫负责保护我们。他是个生活在柏林的索马里人，了解当地情况。我们找到关押在汉堡的海盗的家属，和他们谈话。10天后，我们差不多完成了工作。我想尽快离开加勒卡约，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阿希文想去摩加迪沙。

　　我们知道去往加勒卡约机场的道路危险至极。几个月前，两位发展援助人员杰西卡·布坎南和保罗·西丝提得就是在这里被绑架了。但是格尔拉赫向我们保证，这段路途很安全。在一位武装保镖的陪同下，我们1月25日去往机场，我在那里和阿希文告别，阿希文走了，而我准备乘坐第二天的飞机。然而，在我们开车回酒店的途中却出了岔子。

　　街边停放着一辆载有速射炮的武装卡车。车辆向我们驶来，大炮对准我们的前窗玻璃。十几个男人跳下车，朝天空开空枪。我试着堵住车门，但是他们将之强行闯开，把我拉了出来，用AK47步枪敲打我的头和手，我的关节骨折了，眼镜掉了下来。我们的保镖没有打出一发子弹就被制服了，格尔拉赫也被揍了一顿，但绑匪让他继续留在车里。

　　一开始我还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这帮男人把我从车里拉扯出来时，我的心头很快涌起巨大的恐惧，深深担心我的家人，害怕我会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我希望时间能够倒流，但是已经太晚了。

　　这些男人强迫我进入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中。我头破血流，衣服也变得皱巴巴的，蜷缩着蹲在3个全副武装的男人之间。汽车在灌木丛中急行了数小时，不停颠簸，我的头直直撞上了车顶，留下了一块血瘀。

　　在海盗手中

　　太阳落山之前，我们抵达了海边霍比亚市的一个海盗营地，里面还有其他人质。监视我的人带我来到一张泡沫塑料床垫边，一个人给我带来了一罐金枪鱼。我脑袋里一片混乱：我被出卖了。我猜测我们正处于贾穆杜格自治区的东部，因为太阳在我们来的方向落山。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Sa‘ad部落的范围内，我们在加勒卡约时就是他们的客人，肯定是那儿的某个人泄露了我的消息，出卖了我。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2012年初的几周里，我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在索马里的灌木丛中穿行。因为在我被绑架4天之后，美国海豹突击队将两位发展援助人员从一个海盗营地中救了出来。这次救援行动显然惹恼了老海盗王穆罕默德·加尔凡伊，他是这两起绑架行动的资助人。为此，他将我的赎金定为2000万美元，并坚持了这个荒唐的要求很多个月。

　　恐惧和无聊的空洞占据了我的每一天。当初我决定踏上索马里之旅，对巨大的生命危险不管不顾，简直是不负责任。我感觉很愧疚，我的家人和朋友要因我承受巨大的痛苦。我很高兴我不是一个人，营地里还有其他两名人质。两者都是60岁左右，一个名叫马尔科·索恩古阿尔，长着一张非洲人的面孔；另一个肤色淡一些，有双小眼睛，名叫罗利·塔姆巴拉，是来自塞舌尔（非洲东部印度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的天主教渔夫。2011年，海盗们在离塞舌尔海岸约50海里的地方袭击了他们。

　　罗利的陪伴让我在最初几周坚持了下来。他说着一口非常奇怪的法式英语，带着无限的耐心看待我们被绑架的事实。我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做一个人质，了解到应该怎样划分、安排我的每一天，控制我的愤怒，用其他事情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每隔几天我们就会听到军用飞机的声音，我希望它们搜寻到我们，海盗们说他们甚至看到无人机了。可能是真的，但是由于在被袭击的过程中，我的眼镜丢失了，在被绑架的两年半时间内，我几乎就是个睁眼瞎。

　　然后，2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海盗头目穆罕默德·加尔凡伊。一名看守开着一辆路虎车载我驶入灌木丛，这个阴郁、肥胖的男人坐在月光中，手上拿着一部昂贵的智能手机。

　　加尔凡伊是索马里一个海盗网络的建立者，如同国王一样统治着他的王国。他在智能手机上拨响了一个美国的号码，把它递给我，电话的另一边是一个谈判代表，名叫鲍勃，他的声音听起来理智而有力。“他们没打你，或是把你怎么样吧？”他问。

　　“没有。”我回答。尽管几周以来我的手腕一直生疼，其中一个海盗还打了我的头。短时间的交流之后，这个男人把电话递给了我住在加州的母亲。听到她的声音时，我感到一阵轻松。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听取了我们的对话，正在搜寻我所在的地点。但是这通电话并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关于赎金的谈判也一样，毕竟海盗们要求的金额实在太高了。

　　电话后，加尔凡伊对我说：“你们的人杀死了我们9个人，如果他们想救你，我们就一枪毙了你。”“那些人质都怎么样了？”我问。“他们也被杀了。”加尔凡伊说着，把他的手机扔在地上。这当然不是真的，布坎南和西丝提得还活着，但是他想吓唬我。回去之后，我长时间无法入睡，一直沉思着。9个海盗被杀死了，加大了谈判难度，而且要交给他们2000万美元赎金，简直是毫无希望。这天晚上，我梦到了我的朋友们，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我梦到了一个欢乐的傍晚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但是这个梦很快就破碎了。醒来时，我仍然如同一名罪犯一样待在我的监狱里，看到了洋槐和监视我的索马里武装看守。

　　我开始酝酿逃跑计划，也想过自杀。要死很容易，到处都是AK47步枪。我想象着杀死几个海盗然后自杀的画面，对我来说，这甚至是道德上最正确的做法，因为它可以让很多人省心：没有人需要冒险救我。自杀对我的家人，对那些为了营救我而努力的人们来说，意味着放弃和失败，但是我也深知，理智、文明的人无法对抗不顾一切的绝望匪徒。

　　罗利告诉我，他在最初被绑的几周内曾想过量服用镇痛剂自杀，但后来他开始拿着念珠祷告。我用另外的方式度过了这一关，我找到一本圣经，并开始练习瑜伽，两者都能让我的头脑保持冷静。

　　人质录像

　　在我被绑架4个月后，海盗们为我拍摄了第一段勒索视频。自3月以来，我们和其他人质在一艘生锈的渔船上过夜，因为海盗认为那里比较安全。5月初的这个晚上，他们用一艘小船将我们渡上了岸，再乘坐汽车去往一处干涸的河床。

　　他们带走了罗利，让我在汽车中等候。不久，我听到他的喊叫声。我的看守们把我从汽车里拉扯出来，去往喊声的方向。在那里，罗利被倒挂在一根树枝上，随着绳子前后摇晃，双臂像一个布娃娃一样摆动着。一个胖男人用一根竹管抽打他的背部和胸膛，罗利现在已经不叫了，陷入了完全的沉寂。他双眼紧闭，认命地接受着一切痛苦。

　　胖男人就是海盗头目加尔凡伊。他眯着眼睛看着我说，罗利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不想承认自己是个以色列人。“但是他不是以色列人。”我反驳。“我在网上找到了证据。”加尔凡伊说。我本来想说，罗利不说希伯来语，但是在最后一刻，我还是咬紧了双唇，把这句话吞了下去，因为我害怕他们会认为我也是个以色列人。我说：“他说话的口音和塞舌尔人一样。”

　　在我没注意时，阿里·杜拉耶来了，蹲在罗利旁边的地上，手上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加尔凡伊是绑架的资助人，而杜拉耶组织了绑架我们的行动。他很瘦，约40岁，皮肤上布满痤疮。他是个虐待狂，常常为了取乐而痛打我们。现在他把香烟举在罗利的脸前，试图把它推入他的双唇之间。“不，阿里，你知道，我不喜欢吸烟。”这位老渔夫说。

　　3个少年录着像。一会儿，海盗们让罗利躺在了地上。罗利用手肘支撑着自己，大口呼吸着。我站在他旁边，请求这些索马里人给他点食物和水。“你饿吗？”我问。罗利点了点头。

　　然后就轮到我了。

　　加尔凡伊面朝我问，为何没有人给我打钱。他威胁，如果不马上汇钱，就会把我卖给恐怖分子——索马里激进伊斯兰武装“青年党”。

　　“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我恳求。“你撒谎！我看过你的银行账户。”加尔凡伊大喊。“那么你肯定知道，我甚至都没有100万。”我回答。“你有什么建议，我们怎样才能拿到赎金？”他问。

　　“你有我的德国护照，”我说，“也许德国政府可以帮忙。”虽然我自己都不相信，但我害怕这些男人，不敢想象他们如果得不到赎金会对我做些什么。

　　找德国人要钱——这个主意让他满意。少年们第二次支起他们的三脚架，加尔凡伊提问，一切都被记录下来。直到最后我才注意到，有几个拿着武器的男人站在我身后。这个场景是为了起到恐吓的效果。不久之后，这个视频出现在索马里的一个新闻网页上。

　　我们坐车回到霍比亚市，剩下的几天在一所破败的房子中度过，这里明显经常用来关押人质。傍晚时，阿里·杜拉耶又来了，手上拿着一把武器。“罗利，你怎么样？”他带着威吓的语气问道。他离开后，罗利说：“我想死。”

　　转移到加勒卡约

　　2012年秋，海盗将我转移到加勒卡约的一个半建成的房子中，我被解救出来之前一直都待在那里。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加尔凡伊和罗利。新的海盗头目名叫杜克苏尔，是个眼神无光的光头胖男人，有一条假肢。他告诉我，1993年，在美国特种部队试图拿下摩加迪沙某片城区时，他的脚被子弹射没了。在他的命令下，这些男人每晚都用一条自行车锁链将我锁起来。如果我违反了他们的某条规定或是顶撞了他们，我脚踝上的铁链就会箍得更紧一些。我整晚都被锁着，从晚上6点直到早上的祷告声响起。杜克苏尔禁止看守虐待我，但是他们中有一个喜欢折磨我。他用手打我的眼睛，而我根本不能防卫，常常一被打就要疼好些天。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的生活每天都一样。早上有一碗草一样味道的温热豆子。有时看守会忘记给我食物，我整天都得饿着肚子。吃过早餐，就迎来了因无聊而备受煎熬的时间。我什么都没得做，也没有书可看。我很想和看守们聊聊天，但是他们几乎都不会说英语，因此很难交流。

　　这些男人晚上拿着AK47步枪在走廊站岗，购买卡特草（东非常青灌木，叶含兴奋物质卡西酮，可嚼碎食用），称之为“我们的索马里啤酒”。对这些海盗来说，没有卡特草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什么比买到新鲜的卡特草叶更让他们兴奋和激动。他们每天展开地毯5次，在上面祷告。这让我吃惊，因为一般认为海盗都不信仰宗教。

　　有一天我问看守巴斯卡，一个穆斯林怎么能成为海盗。巴斯卡是这些看守中我唯一喜欢的一个，25岁的他有着清澈的眼睛和温暖的笑容。“巴斯卡，”我说，“你是穆斯林，但你也是个小偷，这两者不能相容吧？”他站起来，捶打自己的胸脯。“是的，我是个小偷。为什么呢？因为在索马里，我们要饿死了。”

　　2012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巴斯卡激动地来到我面前，他的手模仿一架飞机起飞的样子。“罗利和马尔科自由了！”他喊道。据巴斯卡说，海盗们一共得到了400万美元赎金，但实际可能只有300万美元。我的看守们非常高兴，如果塞舌尔的两个渔夫就可以让他们拿到这么多钱，那我肯定值更多钱。他们畅想着可以用这笔钱做些什么，大部分都想离开索马里，去内罗毕、迪拜或欧洲。

　　最后的人质岁月

　　那是2014年9月23日午饭后不久，加勒卡约的破房子前停了一辆车。这很罕见，因为汽车总是晚上来。一名看守叫我：“米夏尔，你的车到了！”我往外走时，这些男人都笑开了花。他们手拿一个透明封口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成捆的百元美钞。“你被释放了！”他们说。

　　我没什么感觉：我太熟悉这句话了，但是每次自由都如泡沫般在我眼前消失。我绝望地想，也许他们是将我卖给了其他海盗群。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陷入了深深泥沼中的鱼，索马里让我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鬼魅。

　　“你得打包你的东西，”一名看守说，“你要去机场。”“好。”我回答，此外一个字也没有多说。不久后我和两个男人一起坐进汽车。往常一般会有8个武装的男人看守我，现在车里没有了武器，也没有人强迫我上车或是让我戴眼罩。车辆驶过加勒卡约，开进热带稀树草原地区，另一辆车已经等着我了。我上了这辆车，车里只有司机一个人，他朝我微笑，然后用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我听到美国谈判代表鲍勃的声音，然后是我母亲的声音。

　　“你的司机正带你进入一家酒店，”鲍勃解释，“那之后另一个索马里人会载你去机场。你的飞行员字叫德里克。”在机场，一架单引擎飞机等待着我，一个戴着太阳镜的男人走下飞机。我们站在飞机边，我很紧张。飞行员拿出他的手机，给我照了一张相。“这是给你母亲的。”德里克说。我已经无力感受放松、激动或喜悦的情绪了。当德里克给了我一个装着衣服的背包时，恐惧、枯燥和绝望构成的迷雾终于开始消散。

　　几天后，我才得知我离开加勒卡约后发生了什么。我的赎金被绑匪们瓜分了，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得太少。阿里·杜拉耶要求获得一共1600万美元赎金的大头，这笔钱是我的家人，以及一些美国和德国组织一起筹集起来的。海盗们无法就分赃达成一致，引起了内讧，发生了枪战。杜拉耶当场死亡，此外还有4名海盗身亡。

　　飞机在起飞跑道上前行。“加勒卡约塔台，”德里克发出无线电信号，“请求起飞。飞机上两人。”没有人回答，终于，在漫长得如同永恒的几秒钟过后，无线电设备中传来声音：“好。”除此以外，别无他言。

　　我们飞向天空。

　　米夏尔·斯科特·摩尔/文 刘星/译

　　[译自德国《明镜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