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卡梅伦谈卡梅伦

　　大卫·卡梅伦是一个“问题”首相，今年5月成功连任的他在两次选举中都没有足够把握。今年大选前，《泰晤士报》记者走近了这位近两百年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了解和揭示了一些有关卡梅伦的真相，比如他有多害怕失败，多害怕让人失望；他不喜欢从事的工作；他应对压力的方法；奥巴马给他的建议；他的拿手笑话；他的个人食谱等等。

　　去年圣诞节以来，戒食饼干、花生，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的大卫·卡梅伦已成功减重近12斤，但在这个天色灰蒙的凉爽清晨，身处军情六处附近一家小酒店的卡梅伦，正准备享用一顿相对丰盛的早餐：煎蛋、香肠、蘑菇、蕃茄和吐司。在自助餐厅取餐后，他在随从身边坐下，口中说着：“今天不节食了。”对于卡梅伦的做法，没有人说一个字，因为他是首相，不会有人想去质疑他的选择。

　　前一天晚上，卡梅伦与我们一行5名记者共进了晚餐，经过整整一天的访问、演讲、采访，满足了多个自拍要求后，卡梅伦依旧活力四射：他换下套装，穿上一件蓝色马球衫，点了鱿鱼、小排骨和半升啤酒，状态看上去十分松弛。事实上，昨天一整天，卡梅伦都非常健谈，且富有幽默感，而这个清晨，他总是若有所思，还流露出一丝急躁，前一天谈笑风生的迷人魅力完全不知所踪。

　　这着实令人不知所措的沉默被卡梅伦的随行人员打破，他提醒了首相接下来的日程安排。此时是清晨7：45，但卡梅伦已经足足工作了两个小时。卡梅伦有一只红色木箱，里面装满了文件。每天清晨5：45前起床开始浏览“红木箱”内文件的作息安排，不会因任何原因而改变。酒店内，必要的安保措施已经就绪，首相需要在早间浏览的文件也已打印完备。任何前一天晚上向卡梅伦请求指示的政府人员都清楚，他们想要的答案第二天上午8点前一定会出现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接着，一位随从的黑莓手机响起，来电称，一份有关监控事项的安保情报报告将在当日上午10点发布，卡梅伦可能会因相关问题而受到提问。他向助理要了一份简报，并说道：“那份报告是很久以前签署的，现在我需要再了解一些细节。”这时，卡梅伦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他的首席新闻官克雷格·奥利弗来电询问其对奈杰尔·法拉奇（英国独立党领袖）要求废止《种族关系法》的言论作何回应。卡梅伦表示，法拉奇只是在博关注而已。通话结束，他继续开始浏览文件。

　　大卫·卡梅伦是一个“问题”首相，今年5月成功连任的他在两次选举中都没有足够胜算。当他为连任而奔走的时候，已执政5年、在政界任要职超过10年的卡梅伦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民众的心中又出现了一连串问号：他究竟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保守党人，推崇温和的执政路线，却受到财政垮台的重创；还是萨切尔主义的拥护者，心若磐石，内心坚信善良有爱和同情心在当下已全无必要？他究竟是眼见大英帝国日渐衰落不为所动的壁上观者，还是勤政贤能的政治家？对于这些问题，即便是他曾经的政治盟友都无法回答，心存疑惑。一位盟友评价卡梅伦：他削减各种预算，他的移民政策及福利政策右翼倾向明显，这使他很难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另一位朋友评价：那个内心澄澈，崇尚社会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卡梅伦哪儿去了？是他变了，还是我们之前都看走了眼？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当被问及这些问题时，卡梅伦有些震惊，人们认为他变了，他还略感受伤。他说自己是一个传统的、“非常有同情心的人”，对于人们对他的右倾指责，他认为自己削减财政预算的政治举措一直是“理智、正当和体察民情的”，而且是关注和保护贫穷民众的。他也不是不在乎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一次，我打开一张报纸，照片上的男人手举牌子，上面写着：‘英国屠夫卡梅伦’，我当时想……”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不住地摇头，然后一言不发，看上去困惑不已。

　　卡梅伦的困惑不解来自于他的政治理念不同于其他执政者，一般政客的政治理念都是由某种意识形态来决定和诠释的，但卡梅伦不是，他的政治理念来自于本能和后天教化。他是我见过的最不夸夸其谈，满口理论方针的政治家。卡梅伦从不把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举措以某种“主义”来描绘或标榜，他从没提到过诸如萨切尔主义、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化或小国主义等词汇，所以当别人认为他放弃和改变了某种立场时，他十分地不理解。他的政治目标，无论是支持同性婚姻、削减国防预算或推行卧室税（英国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空置卧室征税），都是各不相同的。

　　采访卡梅伦时，有一个词他经常提到，“我希望人们认为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政府所做的从根本上看都是合情合理的。”卡梅伦认为，“合情合理”如今在政治中的地位太过于无足轻重，“民众批评政府，这一点可以理解，”他接着说，“但我希望，他们在批评之余，也会说：‘卡梅伦的决定和政策是情有可原，合情合理的。’”

　　然而，一件事是否合情合理显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于一个住在达勒姆郡接受政府住房救济，又因为就业市场低迷而找不到工作的男人来说，卡梅伦政府削减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不仅有失公允，简直令人发指。但在卡梅伦看来，这些政治举措都是“顺理成章的”，他并未将它们视为政治选择——对致富者加以鼓励，降低税收，还清债务；主张肢体健全者自食其力；对老人及真正的残障者施以保护。“合情合理”是卡梅伦的行事原则，也是理解卡梅伦的关键。他还告诉我，做合情合理之事是其母亲对他的教诲。

　　卡梅伦的24小时

　　今年5月大选前，卡梅伦一周内有3天要在各地做巡回演说，拉选票。我们对卡梅伦24小时的追踪采访就从尤斯顿车站开始，一起同行的还有卡梅伦的保安官、随从及来访摄影师。我们快速地穿过检票口，目瞪口呆的检票员看到我们赶忙后退，没有收票。两小时后，我们走进国家会展中心，几大波在校生正兴高采烈地做着实验。其中一些学生看到卡梅伦后，兴奋地尖叫起来，并要求与卡梅伦自拍合影，且都如愿以偿。一瞬间，追访卡梅伦让我产生了一种跟拍明星的感觉，只不过比追星更狂热、更歇斯底里。另外，学生们见到卡梅伦异常兴奋和激动也与政治热情无关，不过是想把自己和卡梅伦的合影发到“脸书”上去——一个兴奋得上气不接下气的12岁小男孩告诉了我他与卡梅伦自拍的初衷。

　　由于民众过于兴奋，安保人员出于安全考虑决定提前结束活动。我们一行人从侧门退出，卡梅伦始终很平静，但类似状况使安保人员提高了戒备。在过去，首相总能与民众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但现在的“自拍文化”改变了这一切，人们甚至可以近距离触碰到他。安保人员表示：他们不仅要保护首相本人，更要维护首相的威严。

　　接着，我们一路疾行来到了伯明翰的一家酒店。在参加当地的新闻直播前，卡梅伦有90分钟时间可以浏览“红木箱”里的文件和简报。但他首选的却是慢跑3英里。他说这是他放松自己的方式。一天的繁忙公务结束后，躺在沙发上胡乱看30分钟的电视然后进入梦乡，对于卡梅伦来说，也是一种休整。

　　我与摄影师跟拍卡梅伦跑步，引起了他的抗议，“跑步没有什么好看的。”他或许在为自己的形象担忧，但其实并无必要。他现在比去年圣诞时瘦了不少，结实了许多，肚腩也不见了。跑步时，安保特派队一路陪同卡梅伦。上任之初，一些保安官跟不上他的速度，如今，“能长跑”是对首相随从的一个必要要求。

　　在唐宁街时，如果没有正式的午餐安排，卡梅伦都会到工作人员为他专门准备的小单元房里待上20分钟，其中5分钟给自己做一道汤或沙丁鱼吐司，其余时间看看文件。奥巴马曾经告诉卡梅伦，要在日程表中留出冥想或思考的时间。20分钟的独处时间似乎与此不谋而合。

　　这天下午，卡梅伦坐在酒店26层套房的宽大的起居室内，还穿着跑步时穿的短裤，静静地批阅着文件，在每份文件的最上方都会认真地写下3、4句话。卡梅伦过去的一位随从告诉记者，卡梅伦常自称“问题的终结者”，并引以为豪——引起首相注意的最佳方式就是就某件事向他寻求解决方案。当被问及这些时，卡梅伦解释说：“有很多事情乍看上去是无解的，人们常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有时，当一个问题找到你时，事态已经很棘手，比如碰到某个已经超支且没有出路的政府项目，你会怎么办？砍掉项目，重新来过？实行改革，改善现状？还是对管理层做调整？很多时候，你并不知道哪个会奏效，但你必须做出决策。”

　　另一位唐宁街的“知情人士”告诉我，卡梅伦是一个非常果断，甚至有些武断的人。卡梅伦自称是一个能够快速做出指示，下达指令的人，“否则其他人无法知道你的想法和态度，也将影响整件事的态势和进展。”然而“知情人士”却表示，卡梅伦的这个“急性子”时常导致他做出武断的决策，这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便会提醒他，“这样不行，首相，您需要对这件事再三考虑一下。”

　　卡梅伦总是提醒自己，尽量不要受到错误和遗憾的左右，但一些问题依然时常给他带来烦恼。“有时你会竭力地沉思，但烦恼却将你带回原点，如果你不提醒自己该忘掉一些东西，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黄昏时分，我们步行前往电视台，由于没有摄影师跟拍，几乎没人注意到首相刚从自己的身边走过。实际上，人群中的卡梅伦确实不怎么起眼。他说“成名”后，自己发生了不小改变，但他也说不清楚，“我猜，这可能就像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中一切就发生了。”

　　厌烦的工作

　　到达电视台前，卡梅伦其实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当主持人结束采访，就当天早上“首相问答”环节的混乱状况向他抛出质疑时，卡梅伦竟有些大惊失色。整个节目，卡梅伦不得不观看自己对爱德华·米利班德（卡梅伦今年大选的竞争对手）考虑与苏格兰民族党合作之意向大加指责的视频录像。节目后，卡梅伦说，当看到录像开始播放，他就有些惴惴不安，他说自己从不看“首相问答”录像。“那简直就像吵架，大喊大叫的，太糟糕了。上帝啊，真有必要那样吗？”在卡梅伦看来，参加“首相问答”是他最不喜欢做的工作，每个星期三的上午，他都要为接下来的“全盘拷问”做准备，而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一切只能靠他自己，谁也帮不上忙。有时他会坐在办公室里思忖着，“这个星期的问题又会是什么？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如噩梦一般。”然后，他就会鼓起勇气，等待着将要到来的一切，“但这还是太要命了，仿佛掉进了血淋淋的熊洞，绝对不是美好的画面。但你必须打起精神来，如果你不精神矍铄地阐明论点，最终便将沦为野兽口中的美味佳肴。”

　　在另一个直播间中，卡梅伦再次受到“伏击”，主持人的问题是杰里米·克拉克森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克拉克森是英国BBC电视台著名汽车节目Top Gear的知名主持人，为该节目奋斗近25年，近日因与一名制片人发生肢体冲突而被BBC解雇。对于克拉克森，卡梅伦只知道他与某人发生争执已被停职并表示了道歉，其他并无太多了解。对于这种情况，比较保险的回答就是拒绝发表评论，但卡梅伦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个十分重感情，待友极为忠诚的人，对那个给他带来诸多麻烦的安迪·库尔森（卡梅伦的前新闻主管，曾身陷“窃听门”并涉嫌贪污）亦是如此。

　　被主持人两度问及克拉克森时，卡梅伦都称其为“朋友”和“天才”，并希望克拉克森目前的困境早日得到解决。当主持人第3次提问卡梅伦时，他回答道：“首相是一个肩负多重职责的人，但是保证Top Gear节目的未来并不是其中之一。离开演播间后，卡梅伦给我说了一个他为“首相问答”准备的但没有用上的笑话：“没有克拉克森的Top Gear如同没有卡梅伦的托利党（保守党别称）”。

　　卡梅伦告诉我，在那些经济发展停滞又毫无振兴前景的年代里，电视采访更加难做。那些来自北部经济萧条地区的主持人尤为犀利，难以应付。“他们的问题简直充满‘杀气’，仿佛在说：‘那么多人流露街头，忍饥挨饿，你怎么还睡得着觉？’”如今，他觉得自己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好消息了，他告诉我，单单油价的下降就可以让大多数家庭一周节省20英镑的开销，这比任何减税措施都更有效。

　　听了他的话，我并不质疑他正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和民众的幸福而奋斗着。但我很想知道，卡梅伦是否真正了解他的削减预算的政策有多么严苛，将对人们造成怎样的打击。他说他的主要信息来源就是保守党竞选活动总部发布的“每日新闻摘要”，它囊括了一些报道及专栏概要，每天他会花3分钟浏览一遍。此外，每天清晨淋浴时，他还会听一听《今日》节目。那些因福利政策紧缩失去生活保障而引发的自杀案件，残障人士不得不为生活必需的活动空间支付“卧室税”的案例，卡梅伦似乎并无耳闻。当我问他有关“卧室税”的问题时，他仍然“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在帮助贫困者，且回避了有关自杀事件的问题。或许，当他认为拯救英国的关键就在于减少赤字，减税和创造盈余之时，对于那些政策带来的不公与痛苦，他已无力追问，因为他别无选择。

　　一直以来，卡梅伦因其流利的口才、出色的公关魅力而颇受诟病，但走近他之后，我才发现，他一直非常努力，使他做到这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他的言行始终非常得体，而且他从不拒绝任何一个签名、握手及自拍合影的请求。每场会议间隙，他都聚精会神地了解和学习每一个需要知悉的人名、事件和目标。公众时常嘲笑政客们的大意和疏漏，但对于卡梅伦的严谨和自如，却又吝惜赞美和鼓励。他的一位亲密的政治盟友曾指出，公众们认为卡梅伦身上缺少一样东西，他说：“我认为拉近政治家与公众之间距离的不是你有多成功，而是要承认自己是不完美和有弱点的。一点点瑕疵和缺陷，公众们很乐于在政客身上看到。”

　　关于友谊和享乐

　　许多政客的社交生活是在其职业生涯及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友谊都是为仕途服务的，当二者发生冲突，后者永远排在第一位。但对卡梅伦来说，却全然不是如此。他的社交圈和朋友可以回溯到少年时期，令他十分骄傲的是，20年来，他的朋友圈始终如一，“萨姆（卡梅伦的妻子）一直竭尽所能，使我们多年来都能同老朋友们保持紧密联系，而无需结交新的名人权贵。”在他的老朋友面前，他可以无拘无束，“我希望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个乐天派，幽默风趣，满肚的笑话。”在他们面前，他可以“语无伦次”，在他们面前没有政治，也没有首相。

　　在卡梅伦心中，最亲密的朋友是他的妻子萨姆。“除了你的妻子呢？”我问。“其他人和我妻子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汤姆·高夫算是一个，我11岁起就认识他了。”高夫是一个纯种马代理商。两个人结婚时，他们互为对方的伴郎，而且无话不谈。卡梅伦从父亲伊恩那里继承了对朋友及友谊的忠贞。“我的父亲有很多朋友，他喜欢交朋友，喜欢假期，喜欢一切能带来快乐的事物。我现在很期待我的假期。”

　　卡梅伦在政治生涯以外的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也给他招来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人们称他为“淡定首相”，讽刺他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潇洒姿态，总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而民众希望看到的却是一番辛苦耕耘的景象，这样人们才放心——他们的执政者正在为他们辛苦奋斗着。“淡定首相”的外号首次出现是在2012年的8国峰会，甫一出现就令卡梅伦很困扰，一位党内人士告诉我，卡梅伦曾就此问题征询过奥巴马的看法，后者的回答是：人们总热衷于把一个人的优点说成缺点。

　　一位内阁大臣为卡梅伦进行了辩护：作为决策者，不能总为一件事忧心忡忡，像尼克松、威尔逊或布朗那样，总是为“A方案是否能奏效，需不需要B方案作支持”而焦灼……他们的幸福都被蚕食了。对于卡梅伦，他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当他与朋友共度周末时接到急电——俄国人突然闯入英国领空，是否需要派出战斗机迎战——卡梅伦便能从度假模式迅速切换到决策者模式，迅速做出决定——派出战斗机，然后又切换回休假模式，继续款待他的老朋友们。从卡梅伦的角度来说，思考和讨论政治以外的事有助于在压力及危机时刻使他行事更有效——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首相，如果不能自由切换于各种角色、不同状态，适时地关闭紧张状态，那他很难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效决定。

　　卡梅伦总是彬彬有礼的，压力下依然沉着冷静，很少发脾气，对粗鲁无礼与暴躁易怒无法容忍。但当他受到挫败和打击，他也会失去往日的绅士风范，变得急切和咄咄逼人起来。一位部长向我透露，一次卡梅伦问及一场会议的召开时间，说道：“3个月前我就要求召开这个会议，两个月前我又被问及我是否真希望召开这次会议，我现在确定要召开这个会议，什么时候能办到？嗯？”在明确了自己的不满后，他又恢复了往日的礼貌得体，幽默风趣，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

　　关于家人和消遣

　　卡梅伦说，做这份工作令他很开心，但它比想象中的要困难许多，“时世艰辛，做事总比思考更具难度。但是尽管压力重重，结果依然能让人满意。”我问他是否在努力寻求他人的认可，他顿了一下说：“我很在乎我妻子的看法，在乎我的同事的看法，我很怕让他们失望，我的意思是，我对很多事都充满担忧，我害怕失败，对失败的恐惧对我来说就是巨大的动力。”

　　他的父亲4年半前离世，他是位“出色的”顾家男人，一个伟大的父亲，但对卡梅伦的影响远远逊于他的母亲，他还称父亲“有点怪异”，父亲对世界持有许多奇怪的观点。真正对他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卡梅伦的母亲玛丽，她是一位对公共服务具有坚定信仰的治安庭法官。“我在母亲的教诲中成长起来：记住你有多么幸运；多为他人着想；以你期待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他人；不要说教。”卡梅伦说。他称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有见地、富有同情心的保守党人。“我们每周都会聊一聊，有时不止一次，不同于其他有个繁忙儿子的母亲，她很少给我打电话，我总是问她，‘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母亲的回答都是：‘噢，我知道你太忙了，亲爱的。’”

　　由于每天都要面对和处理很多“文字”，卡梅伦从不将读书作为他的消遣方式，但他喜欢看电影。他将看电影作为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电影可以把他带离眼前的繁忙和纷乱。对于喜欢的电影，他喜欢反复观看，而且每次看都兴致勃勃。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阿拉伯的劳伦斯》，该片主要讲述了奥斯曼土耳其作为德国的盟友参加一战，在此背景下，英军派遣有“阿拉伯通”之称的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那里进行活动，目的是支持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阿拉伯人争取独立的故事。他说自己看这部电影的次数已经超过一般人的承受范围，“这部电影美丽宏大、充满英雄主义精神、引人入胜。萨姆看电影从不看第二次，但若有机会再次观赏它，我还是会看的。”

　　采访接近尾声时，卡梅伦告诉我，另一部他非常喜欢的电影是《遥远的桥》，它以同盟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欧遭遇巨大挫败的历史为蓝本，卡梅伦也已经看了很多遍。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我看这部电影时都希望，下次再看时，盟军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

　　珍妮·罗素/文 蒋优/编译

　　[编译自英国《泰晤士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