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谁来带路？

　　“一带一路”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参与。中国企业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一带一路”准备好了吗？“一带一路”会带来什么样的市场机遇？

　　今天，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世界格局变迁的重要变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关注。

　　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为中国企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这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体量迅速增长与融入全球化的结果，也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竞争力均有大幅提升。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着提升“走出去”速度与质量的挑战。

　　据不完全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一带一路”贯穿整个欧亚大陆，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沿线60多个国家、94个城市。从中国连云港出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闭合成为一个圆环。沿线区域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向西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会点，又是中国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一带”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以上合组织为例，组织内的6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5个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

　　向南的是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它们既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一路”以东盟为重要支点，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穿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

　　“如果说第一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建设四个经济特区，彻底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第二次是加入WTO彻底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话，那么第三次就是建设‘一带一路’，这是未来三十年的大战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认为，前两次改革开放是大量资本往中国走。相比而言，此次第三次改革开放质量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高，它的核心是带动中国的资本往外走，带动国内多余的优势产能走出去。

　　“开辟新市场重在共赢，‘一带一路’建设将始终贯彻合作共赢、多予少取原则。”魏建国表示，这次改革开放在寻找海外市场的时候，一开始就摒弃了以前转移淘汰落后产能的观念，而是将把中国最好的东西拿出去，比如中国高铁、核电、机械设备等。

　　“一带一路”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政府需要和企业很好地沟通，凝聚共识，成为一带一路中活生生的组成部分。只有成为活生生的组成部分，才能使建立“一带一路”成为现实。总之，中国企业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一带一路”准备好了吗？“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企业？

　　找到市场的盈利点

　　当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成为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重要内容，中国银行又积极参与其中。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共有65个，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与我国在产业结构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需求非常强烈。中国银行已经在其中16个国家设立机构，还在两个国家筹设机构。

　　“未来的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的投资累计达到3000亿至4000亿美元。”中行董事长田国立表示，中国银行一直是一个国际化的银行，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给了中行分享红利的好机会。仅2015年中行就计划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授信不低于200亿美元。

　　其实，“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不仅是红利，更多是面向国际、开展多元化金融服务的大好机会。加强境内外联动、商行与投行联动，中国银行可以为“一带一路”客户提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股权投资、基金、航空租赁等多元化、一体化的金融产品及服务。而随着中国银行海外机构的市场影响力持续扩大，与国际重点企业的合作也会增多，将更有利于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及跨境并购项目。

　　未来，中行打算进一步增强在东南亚、中亚、中东欧、西亚、北非的机构设置，构建金融大动脉通道，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覆盖率达到50％以上。

　　“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金融的网络不是一天铺就的。中国银行经历100多年的发展，在全球拥有较为合理且深入的布局，现在恰逢其时。”田国立说，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银行理应成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争做“一带一路”中外企业的金融桥梁。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邵宇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受益机会，可以从区域和行业属性两个维度来寻找。

　　首先，处于“一带一路”战略节点地域的上市公司将直接受益，如边境地区的新疆、云南、广西、西藏，以及四大自贸区等。

　　其次，从行业属性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城镇化程度较低，基建需求最为明显，因此大基建行业（建筑施工、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钢铁建材）最先受益，同时，战略推行离不开金融支持，基础货物往来离不开港口铁路交通运输，后期实现互联互通后的工业制造输出也就成为常态。具体看，行业上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基础设施方面。“一带一路”主要围绕着是“三通”（通路、通航、通商），那么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化解国内的巨大产能，把它们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中去。初期的发力点以基础设施为主，那么所带来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电信这些基建工程都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这对积极参与海外建设的企业带来巨大的蛋糕，这也会传导到整个工程机械行业。

　　第二是国内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如高铁、核电、通信、电力设备、家电制造商受益最为明显。还有能源类基础设施，例如管道产业链。中亚、俄罗斯这些油气储备非常丰富、开发潜力巨大的地区，会给与之接壤的地区带来巨大的能源管道投资建设机会，利好相关的油气设备制造业。

　　第三是文化与旅游产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是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更是沿线各国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符号。随着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紧密，“丝绸之路”必会焕发新的活力。它给了中国提升其文化影响力的机会。因此“丝绸之路”对于文化产业的建设，包括“丝绸之路”沿线旅游景区的建设都会有正面作用。随着文化交流、学术往来、媒体合作等陆续展开，旅游规模会不断扩大，形成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因此邮轮、航空业等都会有更多的增长机会。

　　第四是海洋经济。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开发海洋产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都有业务拓展的机遇。

　　第五是商贸。这包括边贸、商贸和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机会。

　　第六是金融。这中间的机会包括中资银行机构的海外设点，借人民币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的东风，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信贷机会，开拓海外市场，填补市场空白，成长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包括融资租赁行业借“一带一路”企业的实际需求迅速发展；包括保险企业资产负债两端的增长，即负债端出口信用保险需求的增加，资产端作为合格投资者参与“一带一路”带来的业绩提升。

　　第七是军工与安全。“一带一路”环境下投射距离增加，响应速度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有即时通信、大型运输机具，精确定位和智能化的介入手段。因此北斗系统、大飞机制造、广义的安全包括信息安全等企业都有发展空间。

　　要做到“心通”

　　去年零点集团发布了一份名为《海外中国企业生意》的报告，该报告用数据和事实来分析了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软实力，中国企业在增强自身软实力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举了例子，调查人员准备了三个词来描述对中国企业的看法，即“喜欢”“信任”和“尊重”，并询问在海外中国企业里面工作外国员工或者合作伙伴如果选一个词来描述中国企业的话会选择哪一个，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的人选择了“喜欢”。“喜欢”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实力、财务、投资、人际关系、资源等，而“信任”和“尊重”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认同。然而目前中国企业并没有得到这种“信任”和“尊重”，在提升自身软实力的道路上，中国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1年美国对中国企业发起了40多起诉讼，起诉原因大部分都与缺乏软实力有关，如不合规、财务造假等等。这个例子说明在海外中国企业不断增加，中国企业和个人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提升中国企业的软实力刻不容缓。

　　那么中国企业如何提升自身的软实力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冯认为主要要做到如下四点：

　　第一是制定新的国际化战略。过去我国经常提中国企业要“走出去”，然而事实证明这是远远不够的，它只能反映硬实力。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和“走上去”，这样才能构建起自身的软实力。“走进去”要求企业走进所在国的基层社区，融入当地的文化，而“走上去”则要求企业赢得所在国的信任和尊重，只有“走出去”和“走进去”才能最终实现“走上去”。在制定国际化战略时，中国企业要统筹考虑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

　　第二是适应海外软环境、软生态。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有一个“国际胃”。作为一个个人，他有权利到海外仍然保持自己的“中国胃”，即使他身在纽约、巴黎、柏林，仍然可以说自己喜欢吃火锅、饺子、方便面。然而作为在国外赚钱的企业，就没有这种权利。企业到了海外，需要既能“吃西餐”，也能“吃中餐”，吃了西餐要能消化，而且要消化很好。

　　第三是与所在国构建“共同价值体”。要建立这种“共同价值体”，光凭硬实力是不够的，它需要考虑到公共关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企业在海外一定要通盘考虑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风险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与所在国建立“共同价值体”。一些中国企业如华为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华为在法国邀请法国人担任总裁，在荷兰与政府合作成立科研机构，并积极与当地大学生进行交流，这些都有益于华为融入当地的生态和文化，与所在国形成“共同价值体”。

　　第四是提高自身透明度。中国企业要改变发现问题再进行挽救的固有思维，提高自身的国际透明度。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一套信息公开的制度，将重要信息如财务数据定期向外发布。最后谈一下中国企业软实力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过程中，活跃在海外第一线的，与当地社会、民众接触最多，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企业。因此，中国企业提升自己的软实力，不仅对自己有利，对中国的软实力的提升有利，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过程中，需要中国的企业有所贡献。

　　覃衡德是中化集团下属中化国际CEO，近年来具体操盘过包括天然橡胶业务海外拓展等一系列国际化并购和“走出去”布局。对于企业“走出去”，他也有着深刻的体会：国际化要以战略为指引，“围绕主业去国际化，绝对不做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同时要有规范的管理体系，“只有拥有了完备的体系，才可以很快对外输出管理体系，否则收购了企业，却不知道怎样去整合”。

　　覃衡德认为，成功的国际化还应具备合作思维，“中化国际在橡胶、物流和农药业务国际化方面，收购平台后，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合本土和中国员工，相互学习、借力发展、寻求共赢”。以中化国际在喀麦隆的HEVECAM种植园为例，该种植园是在喀麦隆排名前五的大型企业，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税收。中化国际在种植园为近6000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与喀麦隆政府共建的社区满足了当地共计3万多人的生活需求，社区包括13所幼儿园、1所中学、13所小学、1所技术学校、1家包含120张床位的综合医院，园区内的学校和医院是喀麦隆南部地区条件最好的。种植园区内收入稳定、有自来水供应、可以收看电视，居住生活条件明显高于区外。

　　“人”是国际化的核心要素。“开放的人才结构和国际化团队，才能做得好国际化经营。”覃衡德介绍，现在中化国际走“3、3、3”道路，即在人员结构中，中国员工、国际化人才、当地员工各占三分之一，“我们挑选有潜质的国内年轻人，去一线学习；领导层以国际化人才为主，目前中化国际在非洲的高管团队，有马来西亚人、印度人、欧洲人、中国人等”。

　　须控制风险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资金来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加之中国政府的强大政策支持，实力雄厚。不少中国企业对此难得机遇积极参与、跃跃欲试，但其往往低估了进入境外市场将面对的巨大风险与挑战。“一带一路”贯穿几十个国家，每个市场成熟度不同，国家间更有来自文化、经济、法律、政治和监管体系上的差异，甚至一些国家还存在政治不稳定或是政府管治低效的情况。加上技术革新、全球化和大宗跨境投资等趋势影响，各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企业而言，在努力寻求发展机遇的同时，积极应对并管理各类风险，才是收获可观回报的重要保障。

　　由于“一带一路”途经6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存在差异，所以，如何真正地发展好与各国的关系，促进“一带一路”的落实，则是目前摆在实践层面上的首要问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分析认为，相比于欧美地区，“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家，不仅基础建设落后、经济水平较低，而且存在着政局动荡、腐败严重等一系列的重大风险。相关企业在勇敢地走向“一路一带”的同时，一定要未雨绸缪，对相应风险做到充分而准确的评估，并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其一，地区动荡、战乱与恐怖主义等安全风险，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必须高度重视的头等大事。

　　其二，政权变更、领导人更迭、民主化运动与民族分裂等政治风险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身“带、路”所必须高度重视的长期风险。目前我国企业投身“带、路”主要以大型基础建设为主，而基础建设工程投资巨大、工期长、回收成本慢的特点决定了项目的成败与当地稳定的政策环境、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此外，由于我国承建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且港口、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通常与所在国的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此项目本身就通常被视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政治上的变动也经常对项目的开展造成巨大的风险。在近段时间，我国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多次遭遇由于政局变化，领导人更迭而来的重大挫折。在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我国的相关企业都遭到了巨大损失。

　　其三，由“带、路”国家的经济波动而带来的经济风险，是企业投身“带、路”必须注意的现实风险。一方面，“一带一路”上的许多国家基础建设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国内经济状况受到国际资源、能源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比如中亚几国在近几年都发生过较为剧烈的经济波动，导致大批中国企业蒙受损失。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资本输出，基本上还是以基础建设、基础工程为主，比如铁路、港口、矿山的建设。这种资本输出仍然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人力”的因素之上。包括我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等，其海外拓展实际上仍然是以基础线路、硬件的铺设为主。在一路一带的许多地区，因为人口稀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这种大型基础建设的盈利前景是不明朗的，甚至其收益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弥补运营的赤字。在这里的经济建设实际将面临投入大、风险大、周期长、收益少的局面。

　　其四，由于“带、路”国家的法律环境而带来的法律风险是企业投身“带、路”所必须高度警惕的陷阱。由于“一带一路”上的一些国家在法律上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较低，因此，外国企业经常面临较为陌生的制度环境，并可能引起严重的风险。

　　其五，由于宗教、文化的差异带来的社会风险是企业投身“带、路”所必须考虑的风险。

　　到我们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要过度放大“一带一路”的风险。同“一带一路”搭配最多的词汇可能是“风险”，但诸多的风险分析基本上是泛泛而谈，而且仅仅讲风险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具体落地的可操作性建议。其实，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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