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来源:新智囊
关键字:互联网,历史
发布时间:2015-09-10 08:06

　　基于互联网社群的力量，明茨伯格社会再平衡的期望也许并不会落空，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必将重新开始。

　　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92年推出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时，一定认为自己智珠在握，洞悉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样貌。但是，鲜少有人知道，仅仅三年之前，福山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的同题论文（《历史的终结？》）的题目上是有一个问号的。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三年不过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福山在短短的三年中，敢于把一个怯生生的疑问句彻头彻尾地转换为确凿无疑的定论呢？

　　显然，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紧随其后的苏东剧变，让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政论家得出了“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判断。

　　福山这样写道：“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战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终结，它同样也是如下历史的终结：那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以及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治体制的最终形态的普及化过程。”

　　历史的终结同时意味着思考的终结，因为既然“资本主义不仅是当时最好的制度，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甚至永远是最好的制度”（福山语），全世界的人们哪里还用得着耗费心神，思考未来呢？只要坚决照搬或坚定维护资本主义就足够了。

　　但是，历史的发展却和福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素以叛逆性思考著称的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并未放弃自己的独立观察与思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至少在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所谓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公司化社会。私营部门成为社会的主宰，甚至达到了任何现有政治活动无法驱逐的程度。

　　公司攫取了前所未有的特权，却承担着越来越少的社会责任。在1952年，美国税务总额的32%是由企业承担的，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却跌到了令人不安的9%。更为甚者，一些大公司肆无忌惮地利用法律或政府监管的漏洞毫无廉耻地大赚其钱。比如，华尔街巨鳄高盛公司利用一个海关商品交易所价格监管上的漏洞，仅仅通过把铝锭在几个不同的仓库间转运、储存就在三年内赚到了5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人群的财富急剧增长，其他人的财富增长却严重滞后。

　　明茨伯格尖锐地指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并不存在集体的“我们”，但正是集体意义的“我们”正在遭受生态上、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威胁。“我们”正受制于个人主义，每一个个人、每一个机构都在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利，胜过对社会需求和正遭受威胁的地球的关心。

　　其实，明茨伯格并不是第一个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失衡的智者。

　　早在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林肯就发出了感慨：“一些公司（通过南北战争）已经上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财富能够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这样共和国将会覆灭。希望上帝保佑我的这些怀疑都是毫无缘由的。”

　　在林肯之前，一位苏格兰的智者弗雷泽·泰特勒从广谱的层面提出：世界上最伟大文明的平均寿命是200年，伟大的国家兴盛又衰落，人们从受奴役到获得精神上的真理和伟大的勇气，从勇气到自由，从自由到富足，从富足到自私，从自私到自满，从自满到冷漠，从冷漠到依赖，从依赖重新回到受奴役的状态。

　　从泰特勒总结的200年周期律来看，美国社会运行走向失衡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1989年是美国建国200周年，也许当福山等人欢呼“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那一刻，却正是资本主义走向下坡的开始。始自美国，席卷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或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事实上，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宣称历史的终结（也隐含着思考的终结）的福山本人并未停止思考。

　　福山显然也看到了公司大而不倒、政府力量严重削弱的资本主义失衡之弊。在他的2014年的新著述中，福山提出，在美国，分化的两党意味着在议会中无法达成广泛的一致，严重阻碍立法。自2008年以来就没有一份财政预算案可以一次走完国会的程序，2013年的预算案僵局更是造成了联邦政府短暂关门。税法不仅繁复低效，而且充斥着可被巨头利用的特权。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这两个国家有好几次民主选举，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建立”。

　　福山的认知转向正与忧心忡忡的明茨伯格发出的“社会再平衡”的大声呐喊遥相呼应。

　　明茨伯格从已成思维定式的二元对立论入手，认为人们必须从深陷的左派与右派、国家与市场、国有化与私有化、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严重争论中摆脱出来，不要再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挣扎，而是要致力于在政府、市场与社群这三者之间营造社会的再平衡。

　　明茨伯格尤为看重社群领域的这第三条腿在重建社会平衡中的作用。在他的定义中，社会领域包括了全部既不是国有，也不是私有的社团。这其中一些为其会员所有，其余的则不为任何人所有。

　　明茨伯格以巴西为完美样本展开了描述。在他看来，巴西有积极果敢的政府、世界级的大企业和活跃的社群。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实现了良好的成效。比如，在应对艾滋病危机上，巴西就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90年，世界银行预计此后十年巴西将会有120万艾滋病患者，而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还不到60万。

　　明茨伯格相信，巴西人已经实现的创造性社会变革也有望在美国得到复制。只是，美国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两个世纪以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将新兴的美国形容为一个满是社区协会的国家。美国人的这一社群意识让托克维尔视为美国式民主制度下公民参与的最佳样本。但是，两个世纪之后，尽管明茨伯格对社群领域报以厚望，但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却用一本《独自打保龄》，以隐喻的方式揭示了美国式社区的解体。

　　那么，明茨伯格社会再平衡的期望是不是会随之落空呢？

　　其实，明茨伯格看到了症结所在，看到了解困方向，却忽略了另外一支勃然而兴的强大力量。这就是经由互联网组织起来的全新社群。尽管传统的社区组织已经没落，但互联网社群却以指数级增长的态势火速成长。

　　当然，考虑到明茨伯格年近八旬的事实，他的这一忽略是可以理解的。而最重要的是，他洞察到了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的方向。这已经弥足珍贵了。

　　1776年，汤姆·潘恩在他的小册子《常识》中激励美国人说：“我们有能力让这个世界重新开始！”

　　如今，我们也可以说，基于互联网社群的力量，明茨伯格的期望也许并不会落空。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全世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必将重新开始。

　　只是，我们再也不能像福山那样轻率地下结论了。因为，历史尚未终结，思考仍将继续；社会尚未平衡，人类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