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和熵：从香农到乔布斯

　　唯有自由才是活力的根本。

　　1993年，一次拜访位于加州圣迭戈市北部的高通公司的经历，几乎改变了乔治·吉尔德的命运。

　　成立于1985年的高通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当时无线通信领域的反面。这家公司致力于新型通信技术的研究，而使用的方法是和让物理学界感到无法理解的CDMA技术。一些颇有名望的工程师和大学教授甚至恶毒地咒骂，高通在制造一场骗局。还在《福布斯》任编辑的吉尔德决定带着一探究竟的心态去采访高通，如他所说：“我几乎不了解该公司和信息论，但我想我应该在帕洛阿尔托市的某个物理学教授将高通公司告上法庭之前去拜访一下该公司总部。”

　　在高通大楼的天井里，和创始人安德鲁·维特比、欧文·雅各布斯的一番长谈，让吉尔德对香农以及信息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此前，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物理学信徒，并因为惊讶于硅的神奇特性，坚定地认为一个属于微观的量子时代正在到来。

　　香农与高通

　　无线通信技术的领袖们对高通的批评在于，这家公司的设计理念完全违背了物理学原理。而物理学在那个时代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通信领域，信息遵循从源头到终端的传递模式，反向传播的话，就会产生干扰信号传输的能量场。这种带有干扰功能的能量场被称为“噪音”。遵循物理学原理的通信技术一直在模拟信号上苦下功夫，但并没有解决电视屏幕上有雪花、收音机里哗哗哗的问题。工程师们的解决方案大都是加大信号功率，提高性噪比。通俗来讲，就是你要想让对方听清楚你的声音，就要扯开嗓门喊，喊的人多了，噪音也会越来越大。

　　高通的解决方案是反其道而行之，开发出一种叫做CDMA的技术，信号发出者可以在低功率的前提下让信息清晰传播。就好像在鸡尾酒会上，环境虽然很嘈杂，但是每一堆交谈者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必受到外界信号的干扰。

　　和欧洲通信信奉的TDMA不同，CDMA的信号不是靠频率和时隙划分，而是靠信号的不同波形区分。从TDMA的角度来看，很多CDMA信号是重叠的。

　　显然，这不科学！

　　高通公司就是用这种反科学的方法，努力把噪音也变成了信号。吉尔德认为，这种将噪声予以置换的技术正是高通迅速崛起的原因，而其背后是香农的信息论。

　　克劳德·香农被认为是信息学的奠基者之一，其地位和哥德尔、冯·诺伊曼、阿兰·图灵等同。二战期间，香农和图灵共同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可以说“信息论”就是在那段时间被讨论出来的。

　　在信息论中，香农首次将冯诺伊·曼的熵引入到信息论中，制造了“信息熵”的概念。在物理学中，系统状态越稳定，熵越大。在信息学中，系统状态越稳定，则熵越低。当系统内所有数字位都到达同等程度的不稳定时，信息熵就到达最大值。因此，熵是一个度量概念。

　　香农认为，信息熵的终极状态就是信号在一个噪声相对较小的信道中传播，就好像“白噪音”一样。所以，传播清晰度的问题不在于功率大小，而在于噪音大小。功率越大，噪音反而会越大。

　　白噪音，是一种功率频谱密度为常数的随机信号或随机过程。换句话说，此信号在各个频段上的功率是一样的，由于白光是由各种频率（颜色）的单色光混合而成，因而此信号的这种具有平坦功率谱的性质被称作是“白色的”。

　　正是受到了香农信息论的指导，高通的创始人们才会想到利用白噪音将世界带入低功率通信时代。白噪音是一种独立信号，彼此之间完全不同，也即都是活跃的个体。当所有的个体都与众不同的时候，整个通信系统的信息熵就会到达最大值。

　　熵值达到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产生惊异”。在高通的技术中，这种“惊异”可以让信号中的冗余数据自行消除，并自动纠正传播过程中的错误，而在经济学中，“惊异”代表着创新。

　　“产生惊异”

　　吉尔德认为，高通借助香农理论迅速崛起的最大启示是对于古典经济学造成了猛烈的冲击。来源于牛顿思想的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典型的系统稳定范式，过于追求硬科学，而忽视了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来看，人类世界是不会产生任何经济奇迹的。但在现实中，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比比皆是。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吉尔德认为两派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即知识和权力的高度统一。由于知识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权力具有集中性的特点，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成了新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吉尔德眼里的新经济学是把人的自由意志和创新精神居于首位，认为人的活力是产生“白噪音”效果的前提。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市场是一个信息系统，其发展的动力在于拥有知识和权力的企业家不断制造“意外”。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是去惩罚或者奖励，而是制造一个足够大的“带宽”，让企业可以通过可被证伪的实验不断积累“意外”的知识。

　　因此，新经济体系的基石是“智力”，一个纯粹的主观意识范畴。吉尔德很肯定地认为，“有史以来，信息超越物理规律，或者说意识超越物质，一直是经济赖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不难看出，吉尔德集熊彼特、波普尔和哈耶克理论之大成，其最大的成就在于用信息论这个可以被实验证明的科学理论对智力的作用进行了论证。而这一切，都是香农的功劳。

　　此处，也许我们可以对“信息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即在一个有足够宽幅的带宽里，由信息本身自行排除了冗余之后的信息平均量。吉尔德将其定义为“知识”。

　　制造“熵”的乔布斯们

　　高通和香农的启示对于当下的意义在于，首先我们需要从对量子物理学的迷恋中走出来。任何学科或者所有的人类进步都会突显一个主题——“信息潜能”，即其所带来的惊异度的大小。

　　其次，从高通的案例也可以看出，信息学和物理学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信息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制造一个减少预见性、增强信息潜能的能量场。

　　唯有自由才是活力的根本。

　　自由带来随机性或者是黑天鹅现象，这是企业家精神出现的前提。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组合各种要素进行破坏式创新。但是他并没有指出破坏式创新的路径。而在哈耶克那里，企业家更没有一个足够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市场的“白噪音”到底该如何产生？

　　显然，从个人和机构层面来看，路径有两条：第一，多一些乔布斯这样的人，他们的作用就是不满足于当下用户的需求，仅仅致力于为用户制造“正惊异”。第二，就像TDMA和CDMA之间的争斗一样，大公司会抱着模拟信号不放，利用陈旧的知识牢牢守住自己的市场份额。小公司则利用更加先进的知识不断降低成本，对大公司发起挑战。

　　对于第二种路径，我们谈得较多，类似于硅谷的小型科技公司是新经济体系的支柱。最有意思的是第一种路径，因为在吉尔德看来，这才是香农理论的精髓。

　　企业家相当于“白噪音”，组织或者组织架构相当于信道，也就是带宽。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成反比的。比如乔布斯，他的任务是不断从外界吸收信号，自行编码，然后去除掉冗余信号，最后打造出一个产品，再通过设计、制造、营销等稳定路径将其传播出去。

　　人们经常忽略稳定的信道这个关键要素，而只看到乔布斯是个多么稀罕的产品天才。对于苹果而言，信道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美国文化对创新的包容性，一个是强有力的供应链体系和稳定的组织架构。

　　乔布斯暴君的一面恰恰是其成功的关键。他会寻找最好的供应商，并对其进行严格控制。乔布斯将苹果打造成一个超级稳定的组织，这个组织也许是一个相对陈旧的层级模式，但能满足信道稳定的要求。

　　稳定的社会创新环境加上稳定的组织创新环境，是苹果这种企业可以频繁带来“惊异”的两大原因。至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产生多少个乔布斯，则属于更宏大的话题，不在此处讨论。

　　吉尔德从信息论的角度对创新做出了一个完整的解释：“传输一个高熵的、能够给人带来高度惊异的产品，需要一条低熵的、不会出现惊异的、基本上不受干扰的信道。”

　　此处可以看出，吉尔德的思想正在从哈耶克向凯恩斯靠近，而他本人也对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不过，吉尔德并非一个真的凯恩斯主义者，也许我们称之为“信息凯恩斯主义”更恰当一些。

　　文/胡泳 郝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