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包的数据艺术

　　随着草根力量的崛起，把草根力量转换为艺术力量已有章可循。

　　艾伦·考博林（Aaron Koblin）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成为一名艺术家。28岁那年，他释放的创造力让他成为Google创意实验室最年轻的团队主任，领导数据艺术团队，并获得格莱美最佳短视频奖的提名，作品还入选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当代作品收藏。但对他来说，最有趣的事情不仅是让数据可视化，并让其成为一种艺术——而是随着草根力量的崛起，把草根力量转换为艺术力量已有章可循。

　　考博林的出名是让看似不相关的庞大数据与人类建立亲密的互动关系。他根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数据，创作了名为“飞行样式”的作品，采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民航客机一天24小时内飞机起降情况的动态变化，制成了可视化的图像。考博林用浅色表示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路线，用深色表示飞机的巡航高度，并用不同的颜色显示不同的航空公司，将杂乱无章的数据变成了可以互动的艺术作品。

　　他发现随时被联邦政府监控的客机数量达到了14万架，每天仅美国上空起降的飞机就达到了惊人的2.7万架次。每天早晨，飞机路线在东海岸呈井喷之势，经过西海岸，最终通向夏威夷，宛如向西迁移的候鸟。忽明忽暗的视觉效果背后，是欧洲飞来的游客们唤醒了沉睡的东海岸，机场领空和地勤人员忙碌的工作，以及美国东西海岸繁忙节奏的切换。在交互式的数据中，你不仅可以切换巡航高度，看区间内飞机的生产商和型号，还可以查看不同机场随着时间推移的航班起降数量对比。

　　而另一个让数据与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关系就是“众包”(crowdsourcing)。众包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的应用并不罕见，从wikipedia到Yahoo！Answers，互联网上出现了众多以群策群力为解决方式、用户为核心生成内容的人工智能系统。其中，亚马逊推出了提供众包服务的平台Mechanical Turk（土耳其工人），当通过应用程序提出一个要求时，机器就会将这个请求分散给所有执行任务的人。任务执行者若能对此做出成功的应答，就可以按照计件的方式获得小额的报酬。而考博林就是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一件件众包的艺术作品。

　　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索诺维尔基（James Surowiecki）曾经在《群体的智慧：群体为何比个体聪明；集体智慧如何塑造商业、经济、社会与民族》中，提出众包的魅力所在：“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当这些分散各地的网络一旦连结了起来，却可以成就一股非凡的群体智慧。”

　　这个过程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艺术家通过专业的人力市场网站派发任务，以雇佣陌生劳动力的方式进行创作，参与者之间完全互不相识；另一方面，完全透明化的创作过程，也让艺术家可以观察整个创作过程的改变，并带来自己独特的思考。

　　行棋傀儡与人工智能

　　“土耳其行棋傀儡”是奥地利的沃尔夫冈·冯·肯佩伦在1770年为取悦玛丽娅·特蕾西娅女王而建造并展出的，这个自动下棋装置穿着传统东方巫师的服饰，传说可以打败所有人类对手，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和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些政治家都曾经挑战失败。但实际上，土耳其行棋傀儡只是一个假象，它根本不是一个机器人。制作者让一名人类棋手藏在里面操纵傀儡，因为藏匿其中的都是高手，因此傀儡赢了几乎所有棋局。

　　这也给亚马逊的网络服务“土耳其机器人”提供了某种灵感——真正的“人工智能”。通过此服务可以提交一个任务请求，这个任务不是由计算机完成的，而是由服务后台的人工完成。这种众包让计算机调用人的智慧智能，把人和电脑的角色颠倒过来，让人成为任务的完成者，而电脑成为任务的分配者。原理在于，有一些事情对于人们来讲很简单，但对于电脑来说就很困难。各项任务给出的报酬各不相同，有的完全免费，有的则给出几美分到几美元不等的回报。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平台上已经汇集了来自全球190个国家的50多万名众包工作者。许多众包工人以此为生，即便时薪只有几美元。

　　考博林想到使用“土耳其机器人”作为艺术创作的发包工具，因为在他看来“可以利用成千上万的智力资源，简直是太神奇了”。但他又质疑：“这简直太糟糕了，完全是疯狂的。这对未来的人类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当我们对于所做的工作，前因后果和背景都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只是做着份内的一点工作，将意味着什么？”这些想法，成为用“土耳其机器人”召集创作的最初原由。

　　2006年，他发起了一个设计任务：“画一个脸朝向左边的羊，我将支付你2美分。”在他看来，羊具有非凡魔力，是第一个被克隆的动物，也是圣经里对“群体”的另一种表述——羊不带有思考和反抗地去追随其他人。童话故事《小王子》里，小王子要求飞行员画出一只羊，飞行员虽然画了一只又一只，但直到飞行员画出一个盒子后小王子才感到满足，因为飞行员没有去科学地定义一只羊，而从内心表达了对羊的认识。

　　机器设定的收集标准为每小时11只羊，合69美分的工资，但是考博林依然收到了如雪片般飞来的羊。多达7599名用户参与了这个项目，而且他们来自7599个独立的IP地址，没有重复。其中662只羊被拒收，因为没有达到羊的标准。他把最终收集到的1万只羊，放到了一个名为“绵羊市场”的网站上。在那里，用户可以移动鼠标点击查看，每只羊的放大效果和绘制过程，用户还可以购买随机生成的20只羊的贴纸。

　　卓别林曾经在《摩登时代》中思考：皮鞋在机械化生产之后，工人开始改行做鞋子里的鞋垫。机器生产背后的人性化，映射的是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改变，每个人看似知道自己做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而同样的，在7599个参与者中，也只有一个人问出了似乎每个人都应该知晓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你在做这个？”而考博林认为，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

　　隐藏在混乱里的秩序

　　考博林用这些众包的艺术项目，也在观察从混乱中建立起的秩序。在分布式合作的艺术制作上，当人们不知道他们在为什么工作时，“众包”真的可以集合众人的智慧与优势吗？合作生成的内容，能不能带来一个更美好的结果？

　　他和来自Google数据艺术团队的日本同事川岛崇志合作，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实验。他们把一张100美元纸币分成1万等份，上传到土耳其机器人，再次以付费委托的方式创作完成。他号召协同创作者，每人分别画出百元美钞的万分之一，借此获得1美分的酬劳。和“画出脸朝左边的羊”不同，在征集过程中，参与者只需要画出他们想画的画面，没有固定标准，人们可以画笑脸或者简笔人物画，都可以顺利通过。

　　那些作品单独看起来都是毫无关联、活泼有趣的：有的人画了插上翅膀的天使，有的人写上了“我爱你”，还有一个人写上了“1美分！！！真的吗？”经过5个月的时间，考博林将所有作品集合起来，用Flash建立互动界面，并用After Effects制造动画效果，再用Processing处理数据，重新组成了一张100美元纸币。考博林把这些作品都放到了一个名为TenThousandCents.com的网页上，除了可以逐一浏览带有动画效果的每个人的创作，用户还可以用100美元的真钞，来换取这张假钞。所得款项将会捐赠给发展中国家“每个儿童一台电脑计划”。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在于，你看到的内容就像0和1组成的一个巨型的、毫无生气的矩阵，里面所有内容都像是计算机自动填空而成，但实际上是由真人去完成的独立工作。这个作品和显微镜一样，你可以慢慢向下逐层探索，发现一个与众不同的、微观的世界格局。”

　　而另一个尝试听起来更加大胆，名为《二千人的自行车》。在这个项目里，考博林和朋友丹尼尔·马赛重新演绎了《雏菊》(Daisy Bell)的音乐——是第一首由电脑合成语音录制的歌曲，1962年的时候由IBM 704计算机演唱。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机器HAL将死时也演绎了这首歌曲。考博林反其道而行之，分解了这首歌里的每个音符和元素，让它们成为独立的要素，并上传到土耳其机器人上。当参与者打开网页之后，先被要求测试下自己的话筒，然后被要求聆听一个音符，并按照自己的想法用自己的嗓音去还原这个音符。在预览、确认自己的作品后，将它发送给机器人。

　　于是，2000多个拆解开的音符重新组成了这首《雏菊》。“雏菊，雏菊，给我你肯定的回答。我处于半疯狂中，全因为我对你的爱。没有你时髦的婚礼，我给不起四轮马车，但在双人自行车后座上，你看上去会很甜蜜……”这些音符听起来非但并不具有美感，甚至很糟糕，几乎难以入耳。

　　众包艺术真有大智慧吗

　　众包艺术已经有超过20年的生命，1994年美国艺术家道格拉斯·戴维斯(Douglas Davis)就开始实践这个概念。他发起创作了全球首件通过互联网陌生人共同完成的艺术作品——《全世界第一个共同创作的句子》。他认为键盘是网络独有的互动方式，是计算机和电视之间最大的区别。有了键盘，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自我表达，产生更加紧密的连结。从此，艺术家们开始视开放性为新的创作动机来源，以陌生人为媒介，寻找沟通方式、实验计划以及巧合有趣的互动。通过网络，将包括联想、搜集、贡献、沟通在内的任务派发给非特定的群体，形成所谓的“众包系统”。

　　2005年，澳大利亚艺术彼得·埃德蒙（Peter Edmunds）也举行了类似的实验。每周他挑选出不同的素描主题，邀请造访网站的网友都来贡献几笔。迄今共收集到了442件素描作品，总计206421个线条。2011年新西兰艺术家姜小蛮的《漫画接力》也是一个集体创新的作品，这些计划的关注点不在于个体创作，而是共同的成就。相对于早期的互联网（Web 1.0）时代，今天的网络（Web 2.0）内容不再是由专业网站或特定人群所产生，而是由全体网民共同参与、权级平等地共同创造的结果。社交网站的蓬勃，更是前所未有地让大众参与艺术创作过程成为一种可能。

　　艺术家们之所以利用与网友合作，是为了取得不同的意见及多元的贡献。英国科幻小说先锋威尔斯（HG Wells）在1938年提出了“集体智慧”的概念，假设有一个世界共同的大脑，便能将每个人的知识积沙成塔，而欧特雷（Paul Otlet）在1934年的著作中，更想象出一个全球集体知识网络，希望建立一个知识档案库确保国际间的和平。2001年成立的维基百科便是这些逻辑之下的产物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拥有“集体智慧”的众包式艺术作品，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亚马逊已经用众包的模式挑选电视剧和决定剧情走向：在亚马逊网站上公布的14部试播剧集，观众人数超过了100万，在对观众欣赏模式和网站评论进行监控之后，亚马逊生成了一份长达20页的数据分析，尤其是统计了每部剧集的播放次数，五分好评人数以及在网站上与好友分享的数量。亚马逊坚信能够改进传统电视剧的制作过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搜集观众反馈，并将其用于降低电视剧制作的风险，就如同图书和其他商品一样。

　　然而，好莱坞的著名编剧之一罗特·李思（Rhett Reese）则坚决反对，他认为“互联网是个有毒的地方。艺术作品是不能够众包的”。 与李思一样，考博林作品质疑的问题在于，“零星拼凑组成”的作品是否都真正具有大智慧？考博林主张，“我们需要去区分两种群体工作的方式，一种是像维基那样在一个开放式的系统里，每个人都齐心协力、相互合作，让它逐渐变得庞杂。还有一种，则是像在土耳其机器人系统里，每个个体被利用，独自干着粗活和苦力。”

　　考博林也在他的作品里提醒观众，警惕那些看似直接民主的“外包”，以及那些把人“工具化”的艺术创作。“每个人参与集体合作的动力是不同的，不一定因为报酬和金钱。但是金钱往往让事情变得复杂和尖锐。在我的项目中，有的人虽然得到了1分钱的报酬，但在知道真相后，就感到非常愤怒，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有的人则特意来问我，能不能给我免费工作。在我看来，众包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升级版”， 但有时候你也可以把它看作真正的社会行动。”

　　文/陈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