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藏美（故事二则）

　　五十年后的今天，借着给参观者讲明白真迹上的痕迹从何而来，顺便也更正一下五十年前我这掩盖真相的说明。

　　几净闲临宝晋帖 窗明静展游春图

　　这一对楹联，是伯驹兄八十岁生日我送的礼物。因为当时他通知朋友们在莫斯科餐厅聚餐，不收礼。如果要送，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是欢迎的，我们那一次真的做到了“纸半张”。联的下款是“朱家溍撰，许姬传书”，当不是一人只沾半张纸么？那天在酒席筵前，从“平复帖”、“游春图”谈到“蔡襄自书诗册”，这都是一同捐入故宫博物院的。伯驹说：“听说《蔡襄自书诗》（图1）册到故宫博物院以后，又重新揭裱，改成手卷了，是有这回事么？”我说：“是揭裱改成手卷了。”伯驹说：“是你出的馊主意？”我说：“当然不是！事先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就坚决反对了。”伯驹说：“蔡襄自书诗册，完完整整毫无残破的情况，为什么要揭裱呢？简直是大胆妄为。当然在宋代曾经是卷，不过裱成册已经又几百年了，有什么必要又重裱。”我也了解伯驹的心情，他完全能料到我决不是出主意揭裱的人，不过因为我家曾经是《蔡襄自书诗》册的收藏者，所以要在我面前共同发泄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蔡襄自书诗》册于民国十一年为先君所得，载在《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卷二。先君有跋云：“蔡忠惠书在宋时早有定评，欧阳文忠尝言，蔡君谟独步当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东坡亦云，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崇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此册行楷略备，无美不臻，其婉约处极似虞永兴，而温栗不减柳谏议，盖真能博采约举以自我一家书派者，欧苏之言非溢美也。梁蕉林《秋碧堂》、毕秋帆《经训堂》，皆曾据经入石。毕氏籍没，遂入内府，载在《石渠宝笈三编》。辛亥后复出，予以善价得之地安门市，为寒斋法书之冠，珍惜爱护不啻头目视之。壬申春末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究索累月，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于是复贷巨金赎之而归，时助予搜访者：彦明允、林石田、邵幼实、张庚楼、沈羹梅诸公，及刘廉泉、王搢青两厂友也，而地方贤有司亦与有力焉。予何德能而能堪此，因思物之聚散有时一得一失何常之有？况忠惠遗迹传世极少，若不及时流布，公诸艺林，设有蹉跎追悔何及！用是不敢自秘，亟付影印，以广墨缘，并为述其颠末如此。”款署：“萧山朱文钧翼厂甫识”，钤“朱文钧”“翼厂”二印。跋中“予以善价得之地安门市……”具体地说，是指地安门桥南路西有一家古玩店，字号“品古斋”。这家古玩店只一间门面，看起来平常，过去北城的王侯将相第宅很多，落魄的公子哥儿，或是这些宅门的管家们，顺手拿几件东西，随便就卖给品古斋。宫里的太监，还有些和太监勾结的内务文化教育人员等从宫中偷的东西，出了神武门，唯一最近的销售处所也是品古斋。所以品古斋得天独厚，时常有出人意外的精品出现。琉璃厂和东四牌楼的古玩店也时常到品古斋来找俏货。《蔡襄自书诗》册就是当年“品古斋”郑掌柜的送到我家，先父看过以五千银元成交的。《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的作者崇巽庵先生与我家是世交，他第一次看到此帖实际就是在我家。当时先父叮嘱他不要外传，所以他在续记中称此帖“近复流落燕市，未卜伊谁唱得宝之歌”。先父跋中提到：“壬申春末偶因橐钥不谨，竟致失去。究索累月，乃得于海王村肆中……”之说，是指1932年此帖被我家一仆人吴荣偷去又复得的事。事后听赏奇斋掌柜说：“吴荣偷得此帖，便拿到琉璃厂一座与我家没有交往的古玩店赏奇斋求售。”赏奇斋掌柜一看便知道是从朱家偷到的东西。他把此帖拿在手里表示只肯以六百元买下，否则就给公安局打电话报案。吴荣只好答应，得了六百元走去。“赏奇斋”掌柜便把上述情况立刻通知“德宝斋”刘廉泉，“文禄堂”王搢青。刘王两位又立刻通知我家，除以六百元赎回以外，又酬劳一千元。此帖拿回以后决定影印出版。先父当时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于是委托故宫印刷所，由经理兼技师杨心德用十二寸玻璃版按原大拍照，张德恒（现在台北故宫已退休）冲洗，影印出版。这是《蔡襄自书诗》册第一次影印发行，书衣有先父题名“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款署“翼厂”。距今已六十多年了。

　　《蔡襄自书诗》素笺本，行楷及草书，十一篇诗，共七十三行。宋杨时题：“端明蔡公诗，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者，欧阳文忠公所题也。”此后宋至清历朝诸家题共十二则。鉴藏宝玺钤有“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收传印记则有“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贾似道印”“似道”“长”“悦行”“武岳王图书”“管延之印”“梁印清标”“蕉林”“棠村审定”等。曾经著录此帖的书，有《珊瑚网》《吴氏书画记》《平生壮观》《石渠宝笈三编》《选学斋书画寓目续记》《介祉堂藏书画器物目录》。清代曾刻入《秋碧堂法帖》《经训堂法帖》《玉虹鉴真法帖》。

　　据前人题跋和收藏印记以及著录，可以明确《蔡襄自书诗》的收藏者，宋人有向水、贾似道，元人有陈彦高，明人有管竹间，清人有梁蕉林、毕秋帆，最后进入宫中，收入宝笈三编。

　　辛亥革命后，宫中书画器物有不少流散于民间。自民国十一年为先父所藏，历二十年。先父逝世后，抗战期间我离家到后方工作，家中因办理袓母丧事亟需用钱，傅沅叔世丈代将帖作价三万五千元，由“惠古斋”柳春农经手让与伯驹。在伯驹家历十余载，最后随《游春图》《平复帖》等名迹一起捐献给国家。自此以后《蔡襄自书诗》册便入藏故宫博物院。以上便是《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蔡襄自书诗》以后的收传次序。

　　伯驹是光绪戊戌年生人，算来今年也是百岁了，他生前对文物事业的贡献是昭在简册的，因此，国家文物局为他举办纪念活动，委托故宫博物院编纂一册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捐赠的书画集。我曾读书画集的稿本，自然而然想到，数十年之间，《蔡襄自书诗》册曾先后在我们两家收藏，也是翰墨之缘，而我们两家都本着化私为公的精神，不约而同把所藏全部捐献了。

　　观真迹展览小记 《法书大观》上被刮去的御题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七十周年（1995）的纪念活动中，故宫在新绘画馆举办了“晋唐宋元法书名画真迹”展览，集中了七十二件多年未和观众见面的珍品。其中唐代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共十行，在“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末行的后面有八个被刮的字痕。宋代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末一行“谨空”二字后面也有八个字痕和一个印痕（图2）。许多参观的人都在当场议论纷纷，如果用漫画方式来表现，在他们头上一定是有一大串问号。我想，正有必要向观众说明一下。

　　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见《宣和书谱》《大观录》《墨缘汇观》诸书著录，并曾刻入《快雪堂法帖》。清乾隆间，进入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妙于取势，绰有余妍”八字，就是原迹上被去掉的八个字。

　　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见《墨缘汇观》著录，并刻入《快雪堂法帖》。清乾隆间进入内府后又刻入《三希堂法帖》，末行之后有乾隆御题“淳澹婉美，玉润金生”八字，今天的真迹上，也只能看到残存的字痕。

　　以上二帖是和“王献之东山帖”“欧阳询卜商读书帖”“颜真卿湖州帖”“柳公权蒙诏帖”“苏拭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黄庭坚惟清道人帖”“米芾提刑殿院帖”“吴琚寿父帖”“赵孟頫道场何山诗帖”共合一册，旧题《法书大观》。此册不见《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漏点的。日本鬼子发动侵略战争，古物南迁之后，故宫继续在各宫殿提集原藏物品的工作时，在漱芳斋前檐木炕的炕板下，发现此册夹在几个破座褥中间。炕板下本不是收贮物品的处所，何况是珍贵的古人法书册，怎能放在炕板下与地面相接触呢？很显然，这是溥仪未出宫前，太监准备盗走，一时又没找到适当的机会，暂且放在炕板下等待时机。当时的盗窃者对于清代御题和宝玺尚有顾忌，所以把所有十二帖后的御题和宝玺全部去掉，从痕迹上看，很有可能就是用手指蘸了唾液匆匆擦抹的。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准备影印出版此册《法书大观》。当时我在古物馆任编纂，为《法书大观》写一篇出版的前言当然是我的任务。每幅作品查著录，写小传，给一百多方宋元明清的收传印记写说明，这都很容易，惟有御题被去掉这一节不好写。马衡院长当时被易培基的冤案给吓住，他说：“虽然太监盗窃是事实，并且是溥仪未出宫以前的事，与博物院无关，但最好别沾上什么盗窃的字眼，你查查书，看有什么可以依据，为这刮去的字，能够言之成理。”我听了他的指示，就引用了一条《石渠随笔》，“御笔卷册，最爱用旧宋纸，有偶书不慊意，命艺匠刮去一层再写者。题旧画亦偶有刮去再写者”，我在这条引文下面接着写：“然则此册所题，亦缘书不慊意而刮去者欤？”马院长当时看了满意，也就这样出版了。

　　五十年后的今天，借着给参观者讲明白真迹上的痕迹从何而来，顺便也更正一下五十年前我这掩盖真相的说明。

　　《听琴图》遭贬

　　在“晋唐宋元法书名画真迹”的展览中，每走到“宋徽宗听琴图”（图3）的前面，总能听到有人不约而同的赞叹，这幅画从北宋保存到现在八百多年还这么干净漂亮。趁现在展出之际，有必要把这件国宝的遭遇讲一下。1933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指控盗宝，实际上只是当时的派系斗争。本是一件冤案，经过调查不实。但原告不撤诉，要求继续调查。于是又提出一个办法，清查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没有假古物，如果有，那就是易培基以假换真盗走了。这个逻辑是以故宫没有假东西为前提，他们的理论是皇宫里如果有假东西就是欺君之罪，所以不会有假东西。可是实际皇宫里一样也有假古物。举例来说，清代自乾隆嘉庆以后，皇帝根本不欣赏古文物。外省督抚、关差、盐政等等遇有万寿节日，照例的贡品中，除当地特产外，在贡单上总得点缀几样文雅的贡品，于是市场上的假古人书画、假古铜器便很自然地进入皇宫，反正皇帝也不看这些东西。到了晚清西太后时代更是如此。这些假古人书画上面都挂着入库时经手的首领太监们记载的黄纸条。法院调查时，因为是审理故宫博物院的案，所以博物院原有负责鉴别文物的专门委员不被信任，由法院另外聘请社会上的名画家黄虹宾到故宫执行鉴定任务。黄先生看出上述大批假古字画，便另外装箱，由法院贴上封条，认为这都是易培基掉换过的。

　　到了1949年，这一批法院封存的东西已经冻结了十多年了，我觉得是到了该动一动它们的时候了。但我知道马院长是最谨慎的人；如果我请示他能不能幵箱，他一定说先不要忙着开。我采取的策略是在聊天时，随便说了一句：“法院封存的箱，现在也可以打开了。”不用问话的方式，他也没有回答。

　　我就作为可以开了。我把封存的箱都打开了，一箱一箱看过，都是有凭有据，但是从故宫原存清代遗留下来的贡品中的那些假字画中发现了这一轴《听琴图》，还有一轴宋代马麟的《层叠冰绡图》，都被黄先生当作假东西封存了十多年。我拿了两轴宋画给马院长看，果然他也没批评我擅自开箱的事。

　　这就是《听琴图》被贬十多年又重见天日的一段过程。

　　文>朱家溍